比性侵更致人于死地的，是强暴文化

【大专论政】

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林奕含辞世的消息迅速获高度关注，除因为她“满级分”、“医学系”、“怪医千金”和“美女作家”的标签，还因其父母公开声明，指这部遗作“是女儿在年轻时，被一个补习班名师诱奸后，引发痛苦忧郁的真实记录和心理描写”，也是她忧郁症“不能治愈的主因”。

把小说与真实个案直接划上等号，当然有待商榷。而且，新闻引起大量看客把漂亮的精神病患者和诱奸当作“反差萌”，以猎奇煽情的心态围观之。

什么是“强暴文化”？

这反映了众人以为常态的“强暴文化”（Rape Culture）。美国作家Emilie Buchwald在《Transforming a Rape Culture》一书中指出，当社会正常化性暴力，便滋养了强暴文化。我们从来不怪罪一个人因为带着钱、穿得少或喝得多，所以活该被抢劫、谋杀，却会放大审视性暴力受害者的装扮或态度行为，让加害者可以轻易逃脱指责。

我真切体会比性暴力本身更骇人的强暴文化，要从被性侵及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以后说起。

数年前在电影院打工时，男上司以工作为名，把我带到仓库。之后突然把我压在墙角，强行熊抱、抚摸胸部与下身、舔耳、舌吻等，并要我帮他手淫，更时不时说出带有性意味的话语如“你喜欢吗？”和“我要做你的男朋友”（注1）。我说了不行，但整个人僵住了，内心恐惧却移动不了，也不知道要去推开他，只能咬紧双唇。这完全不是我对性侵犯的想象，对方不是半夜街道上的陌生人，甚至没有刻板印象中应该要有的武器、生命威胁与激烈反抗。当时，我还未成年。

这段让我后来复述与回忆无数次的性侵过程很短，不到十分钟。但很久以后，我仍然近乎疯狂地仔细审查，自己踏入仓库前的每一个念头，以及行动时的所有动作，仿佛只要改动一小部分，就可以改变结局。

比性侵害本身带来更大伤痛的，是社会建构的强暴文化——针对受害者的责难、肇事者免责，以及对性侵事件成因的错误观念。

受害者的感情史重要吗？

从报案开始，我次次复述同样的情节，甚至回到案发地点重演，简直有如再次经验性侵。

录口供的女警官问了我特别多关于感情状态的问题。在知道我没有任何恋爱经验后，她表示惊讶并重复确认，之后的问话仍抓着我的私生活不放。我一直搞不懂，我当下的感情状态、之前的感情史、我的性生活，与我有没有被性侵，到底有什么关系？

直到去年，我读到斯坦福性侵案受害者公开信的一段文字：

至此，我哑然失笑，心底又有点荒凉。事实证明，不管是恋爱经验为零者如我，还是有过丰富情史的受害者，只要没有负责任保护好自己的“贞操”（原谅我用这么政治不正确的、落伍的观念），都需要受到公审！

“好女孩”才不会被强暴，强调女生不检点所以招来骚扰，只是强暴迷思之一。私生活当然和性侵无关，要为伤害负责的，永远只有肇事者。律师对受害者的质问，除了是淡化强暴的借口，也隐含社会对女性婚前贞节理想状态的期待。性行为，甚至恋爱的次数，仍可以是社会评断女人的标准，但他们却不以同等标准评断男人（注2）。

无怪乎，我们有国会议员，认为如果强奸犯娶了他强奸的女人，反而有幸福生活的机会。女人嘛，最好就是这辈子只有一个男人，既然被丈夫以外的人“玷污”，不如和强奸犯结婚，以维持父权社会底下家族的血统纯正性。

是“想少了”还是“想多了”？

上月与友人旅行，登山时向导对我搭肩揉捏，并在合照时手从肩、背滑到腰臀。当天下午，新的记忆让我无法停止回想封存的创伤经验，痛苦与无助感在梦中不断播放，于是突然恐慌发作（Panic Attack）。这不是我第一次有创伤后压力反应，我知道原因是什么。

晚上在餐桌，终于忍不住谈起导游的“不规矩”，同行的友人表示，可能是我想太多了。我终于恍然大悟，曾经，我作为受害者，被责怪考虑得太少，“身为女生，没有保护好自己，没有早一点发现对方的不轨”。如今，我小心翼翼，却又被怀疑“想太多了，可能只是不小心的”。

可见，应该想多或想少的界线，并不完全由我决定。但，这是我的身体，只要不喜欢，就有说“不”的权力。更准确地说，只要我没有明确同意（沉默、被威胁、不清醒下都不算明确同意），对方就不能逾矩。但我们的社会文化，既对女性提出“贞操为人生第一大事”的角色期待，又可以质疑她们的身体自主权。

朋友甚至是关心女性课题的人，但他们的直观判断，依然是大众对性暴力事件最常见的反应——责怪受害者，为肇事者免责，这也是强暴迷思的体现。

毕竟，那是个风趣并善于聊天的导游，“看起来人很好”。事实上，多数性犯罪事件不是陌生人之间的粗暴犯罪，尽管新闻报导常用“狼父”、“禽兽”、“变态”去形容加害者，但大家忘了，禽兽往往是披着衣冠的，“好人”也会强奸。

此外，尽管不是第一次遭遇类似事件，我仍然呆若木鸡，没有马上抵抗和指控，而是保持距离。这样的反应行为，可轻易被认为是默许或“口嫌体正直”。认定不反抗的受害者咎由自取（包括审视其态度装扮、质疑受害者的样貌吸引力），忽略了事发突然时受害者的无力、惊愕，以及权力不对等（上司与下属、师生等），仍旧只是为犯罪增添合理性。

女性须时刻保持“想多一点”的警觉状态，不然出事了就是“你想得太少了”。说到底，二者并无分别，你什么都不做，色狼仍能找到理由说你给出暗示；你义正辞严，对方恼羞成怒，一句“你想多了”，就认定你自作多情兼神经质。教育女性应该想多还是想少，只是父权社会行使保护女性之名，以暴力和伤害来剥夺女性的权利。

男性呢？社会对男性是宽容的，男性只要稍微“想多一点”，就是懂得尊重呵护女性、有风度的绅士了。

社会歧见让人噤声

后来一段时间，只要看到样貌近似的人，我会不由自主害怕颤抖，我会在半夜噩梦尖叫，尽管我清楚自己身处安全的环境。但身为受害者/幸存者，我的恐惧却无处言说。家人再再提醒我，千万不能告诉外人，害怕经受非议和羞辱，甚至特别交待不能透露给未来伴侣，因为不相信有人可以真正接受被“玷污”过的女子（我还以为清朝已经灭亡了）。我在长时间内陷入自责、羞耻和抵触的情绪。即使鼓起勇气找人诉说，也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对方会“责怪受害者”。

我才发现，凶手作恶简直毫不费力，社会还自动帮他擦屁股。真正让我噤声的，不是加害者，是社会歧见！这比性侵本身，更让我愤怒。从林奕含的新闻看出，公众对性暴力的认识依旧接近于无知，仍然自以为是地用“男性凝视”（men’s gaze）观看房思琪。悲哀的是，这只是其中一个普遍的例子而已。

“强暴文化”说明了，性的骚扰侵害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结构性的存在。正是金字塔底层的态度与行为（见下图），巩固了强暴文化对受害者的贱斥，甚至把问题归咎于“没有说不”、“没有马上指控”的受害者。这样的社会文化进一步重塑金字塔顶层——性暴力的权力运作，并在事后把所有幸存者拖回性侵场景，再次教训他们。

我再没有回去过那家让我心碎的电影院（注3）。我仍然无法原谅，更遑论和解，但终于承认当时的无力与无助，并学习放下。经受和走出痛苦的过程很漫长，单就认知伤害本身，已经痛不欲生。但创伤所带来的回忆不会消失，否认它的存在，只能假装忘却痛苦。

接受伤痛，并赋予意义，才有机会把创伤留在身后，继续生存下去。

注释：

1. 关于性侵的定义很广，因不同国家的法律而制宜，传统的性侵犯罪一般指非自愿的插入式性行为。考虑到“强奸一定要有阴茎插入”已经不合时宜，且行动过程属于非自愿的性攻击，包括带有性意味的碰触与言语，本文选择以“性侵犯”（sexual assault）而非“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处理。

2. 本文有意识地认知到，性侵受害者除了女性，也包括其他边缘少数如：男性、老年人、儿童和残障人士等。但本文从个人经验出发，因此选择强调了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的想象。

3. 案发当天，加害者便自愿离职。报案两个月后，我收到警方来信，正文有短短两行字，说明已给予对方警告。这件对我影响深远的事，就此结案。

何笠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