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青年

【精选书摘】

“我，被活生生埋在那里，发了疯，被那看似平静的蟒蛇盘绕窒息。”——吉米波特（Jimmy Porter）

英国剧作家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 1956年的《愤怒回望》（Look Back In Anger）为英国战后写实主义戏剧奠基，愤世嫉俗的吉米成为五〇年代“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的代表人物——来自工人阶级，受过大学教育却抑郁不得志，对现状极度不满。吉米将愤怒倾洩在友人和来自上层中产阶级的妻子身上，痛恨伪善不公的社会。

这出剧掀开英国现代戏剧社会写实的一面，赤裸裸揭露战后严重的阶级问题，“愤怒青年”运动也在青年作家间应运而生。而在美国，“疲脱的一代”或“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同样不满社会现状，却采取不同路径，探索人的精神和身体自由及解放。

到了狂飙的六〇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伴随民权运动在美国发酵，反抗主流的次文化（subculture）强势登台，摇滚、嬉皮士、披头族、反越战......青年和大众文化消极抵抗传统政治和宗教权威，却是自信满满，就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著名小说《在路上》的那句：“我很穷，所以我拥有一切”，顿时成为经典。他们反战、左倾，甚至掀起无政府主义的激进运动，追求自由的文化身份认同，也酝酿了后来学术界“新左派”（New Left）的冒现。

在中国，更早期的五四运动探索新文化运动，发扬知识人议政或救国的传统。而新马独立建国前后，反殖民的左翼民族主义运动蓬勃，青年便是当中主力；六七〇年代的学生运动亦是代表青年与底层大众站在一起，反抗不公的象征。

谈及“青年”，闪过的几个关键词总有：左倾、理想主义、热情、愤怒、不满、抗争、新文化、反叛……理想中的青年面貌，是勇于表达不满情绪，挑战保守和传统，以最大的热情用力生活，参与社会的改革工作。

他们不甘受束缚，不愿说谎；他们扬言，要定义属于自己的崭新未来，不假手于人。然而，“青年”这个具有时效性的指涉，往往让人觉得尚未成熟、尚未完整，而难以被“更成熟”的人信任和重视。

世代的共同感

青年属于他的时代／世代，也急着定义他的时代／世代，以致在屡屡碰到与理想不符的现实情境，总会感到愤怒。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世代的构成并不只是年龄相近，也非共存于同一地理和历史空间而已。只有当共同面对重大社会变迁或是动荡社会所出现的社会和知识症状，并且实际与之产生连结时，所谓的“世代”才会真实存在，与其他世代的差别才会彰显出来。例如，“愤怒青年”和“疲脱一代”正是在社会激烈变迁下的一种世代回应方式。

换言之，重要的是共同面对同一的历史社会过程或事件，并且产生连带关系，参与这个过程的共同命运，才是世代行动的基础。同时，同一世代里也因不同问题产生不同的“世代单位”（generation units），因此不会是一个统一的立场或反应，但或可说是一种集体。

要瞭解社会浪潮和思想的变化，分析世代便有重要意义。而青年世代更是在社会变迁当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然而，世代与世代之间并非断裂的关系，亦必须看到其历史延续性。回到马来西亚，当我们自称“Bersih世代”青年，我们指称的其实是怎样的一个世代？是无畏无惧勇敢上街抗争的世代吗？是放下族群差异，以公民为单位争取公平的世代吗？同时，宣称这个世代的归属，又意味着什么？

Bersih划出了一个十年的世代，这个以城市中产阶级主导的运动，从亲政党政治组织，到各式非政府组织、文化小团体的冒现，发展出许多的“世代单位”。站在2019年的今天（这个据说已迎来“新马来西亚”的时代），看着Bersih运动宣告功成身退，于是谈论和观察“Bersih世代”的状况，便成为反思和检讨我们这一代青年思想和行动内容的重要途径。

当时我们愤怒吗？我们在愤怒什么？我们的愤怒和上个世代的愤怒有何不同？

青年要反对，国家靠我救

青年往往对一个属于“新世代”的未来既期待却又同时感到困惑——我们要的“新”究竟是什么？

王汎森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一文提到，青年既焦虑又兴奋，既虚无又充满希望，既渴求解放又希望寻找新的确定性的二重心理，与“主义”的崛起有关。同时，日常生活的各种苦闷与挫折，往往和国家社会的命运绑在一起。

青年生活不顺遂，个人遭遇挫折等私人问题，在“主义”的引导下发现其根源都来自国家制度和社会不公，意即必须先一起解决国家问题，才能解决私我的问题。也是这样的“主义”（在中国的脉络即是马克思主义）让青年把生活上的困顿和整个国家的命运串联起来，极易发展成为集体行动。

于是，愤怒青年要读书，也必须组织起来才行。青年的行动便是源自这样的纠结，一边是深思的、知识的，另一边则是行动的、生存的。然而，站在改革浪潮的尖头上，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有吸引力。“实干”的迫切性让青年将各种愤怒和苦闷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刻也不容缓。

这时，不满官僚体制和强权的青年，站在街头的舞台上高喊。从前人民抗争的口号，成了朗朗上口的歌曲，“penindasan”、“kezaliman”、“kekejaman”可以在各个当权者的脸谱上更换。

Bersih世代的运动，成为一场一场的反对运动。反对的意识是要终结一党独大体制，而这个途径唯有通过政党轮替才能达成。站在社会前线的进步青年，其反对欲望近乎是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式想像，因此当被许诺全盘解决结构问题的目标被设定（国阵倒台），青年也自然被运动召唤，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钱永祥在〈青春歌声里的低调〉一文中深刻扣问：“‘反对’这个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残忍，因为这代表对抗庸俗化的最后防线也告失守。‘反对’何指？这个态度可以指受支配的‘我们’设法推翻当权的‘他们’、指企图‘取而代之’……在什么意义上，反对者的价值理想，代表着社会趋于公道和人心稍形宽厚与敏感的可能性？”

换言之，在视执政集团与抗争运动对立的权力位置上，当权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价值取向和理想有不同吗？那是怎样的不同？青年的愤怒和行动的内容，若不更深刻追问和反省，则容易为集团操纵，政党政治便在这样的逻辑上操作。

这或也是509大选前，公民社会团体因“挺马／反马”分裂的后见之明——不能摆脱政党政治思维的原因，和“反对”一词的庸俗化和缺乏深思的行动息息相关。

当国家被假想成必然敌人和暴力集团，人民的反对便是理所当然。这时，人民也同时被假想为无辜的受害者，且不断被鼓吹可以“当家做主”，于是反对行动应运而生。弔诡的是，人民如何当家、如何做主，却要依赖政党政治的运算逻辑来达成——国阵或希盟，投票或不投票，挺马或反马。

若要问这是怎样的“主义”在作祟，恐怕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将人民视为被动的消费者，却被赋予虚假的“自主”主体想像。

愤怒青年的症状与解药

十年下来，全盘式改革的允诺在改朝换代后应该被加以检讨。当初的改革大论述内容从笼统到具体，从制度改革到推翻单一政党和领袖，理想的内容却似乎越缩越小。

“Bersih世代”是这场反对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大选前公民社会内部因马哈迪回锅和希望联盟斗争方向而分裂，大多数对政党政治发展感到极度失望的，便是曾积极参与运动的“Bersih世代”青年。许多人认为，当初的改革理想内容被置换，运动被政党窃取为政治筹码。

然而，沉重的问题自然是：为何理想内容这么容易被窃取？如果青年对自我和理想定义和追求是深刻且自主的，改革容易走到错误的方向吗？青年的热情容易被政党利用吗？因此，大选前不少对反对党的批判，以及大选后对新政府违诺的嗤之以鼻，若缺乏更深层的自省，事实上亦是将反思和行动的工作假手他人，就如当初将理想内容交给政党定义一样。

于是，愤怒青年更加愤怒，烦闷青年依然烦闷。不同的是，当年因为愤怒和烦闷等各种因素聚集在一起的青年，眼看庞大而根深蒂固的结构无法撼动，付出得不到回报（消费逻辑作祟），如今逐渐趋向对现实失望。而这些情绪和症状背后的症结与基本问题，却被简单化约成政党的背叛，而没有通往个人的反思及集体的自我批判。

会老的青年

青年的改革理想很大，在参与组织工作后却常常发现个人和集体的落差，因而感到疲累。也因为改革理想很大，往往不愿从小事做起，零碎的组织生活和身心健康的照顾总被视为庸俗的现实问题，只因青年自认有更大的理想需完成。这时，理想成了遁逃的藉口，是逃离生活境况的乌托邦。

后来，面对现实的冲击，青年的年纪也抵达人生另一阶段。结婚买房、稳定工作等问题接踵而来，青年慢慢失去学生时代的时间和激情，也渐渐发现知识的摄取一直停留在学生时代，难以为继了。当发现自己可以运用的抗争和论述语言和从前没什么差别，青年也终于发现，自己老了。

“青年”并非永续的概念，青年会老，也得接受自己不再是青年，不能以青年的角色犯错和呐喊。青年渐长成一个更老练的人。这时，常会有人提醒要维持热情，维持理想主义，不被“现实”打败。

不过，理想内容的自省和对现实的承担，亦是青年维持热情的重要过程。否则，当理想仅是空洞的名词，却被抬得很高；当现实生活总被庸俗化地“反对”，青年和理想则容易被对象化，那一个“我”的主体则愈加模煳不清了。

苏颖欣，独立研究者，关注文学、历史与文化。

编按：本文原收录于“业余者”小志《进击的青年》，段落略有调整。本文获得业余者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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