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族群与政党之外：谈弱势者的民主

编按：马来西亚政党轮替迈入一年。该如何评估这一年演变，是开启民主转型，还是威权政治遗绪，大马未来又将去向何方，是复辟还是革新？《当今大马》邀请不同领域作者评估政局与社会文化变迁，希望能够丰富公共讨论，累积思考与促进制度革新。

【509一周年】

在政权轮替之后的一年里，许多边缘议题没有得到太多重视，改革议程迟缓，弱势者仍然处于边缘，选举时他们也一股热血地投票，却没有如预期般地迎来新社会，迎接他们的是另一批政治精英。

值得庆幸的是，言论自由与民主空间扩大，弱势者的声音更有机会发声，不断挑战新政府的接受度。然而，当社会上的议题、立场都变得比以往多元时，我们社会是否有能力处理益加复杂的局势？

我们需要厘清的是：谁是弱势？我们和弱势的关系为何？理解弱势对于民主有什么意义？

华社并非弱势

华裔选民时常自认弱势，在教育或经济课题上，习惯以悲情的方式地展示自身是国家的“二等公民”。他们将华族课题等同于弱势课题，衡量新政府是否及格的标准是依据有否兑现给华社的政治承诺。

事实上，改朝换代后华裔选民还没有摆脱以种族视角看待社会问题。华裔选民争取自身权益时没有分辨欲望与权益的差别，没有看见议题的普遍性。当华社争取母语教育权时，并没有考虑马来西亚人受教育的普遍问题，以及教育制度的资源分配不公，仅是高呼“华人要受华文教育”，说穿了不过是将我族的欲望，置于公民的共同需求之上。

华裔从族群角度思考，便总是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低，所受的待遇不公。然而，他们没有看见不公义的问题本源，即体制本身。因此，他们的要求不是改变体制，而是要求自身要有更多的资源，总是认为华社所获得的资源匮乏、待遇不公。

事实上，比起没有机会上学的无国籍孩童、缺乏工作与创业机会的身心障碍者、没有得到法律保障的性少数等群体，华裔群体显得优渥多了。

弱势是指一些群体因为缺乏社会资源或没有社会地位保障所处的状态。华裔自认弱势，却没有联合其他更没有地位、缺乏资源的群体，从制度、社会、文化层面来改善社会不公。

仅是将华教运动定调为争取母语教育（具体诉求为承认统考与增建华校），却看不见同一个教育体系下，其他受害者的困境，以及可以结盟的潜在盟友，包括宗教学校、偏乡地区的原住民学校、无国籍孩童组织等。

仍以族群为对话单位

509大选后，行动党面对承认统考、预科班等课题时，被曾经的支持者批评为“马华2.0”，这些人复制与延续行动党过去批评马华的话语，指行动党无法代表华人、出卖华人。

执政一年，行动党领袖为了应付支持者的批评，强调要建立“跨族群的马来西亚”、“要从全民的角度思考未来”，甚至自我标榜为要做“马来西亚人的政党”。然而，虽然举着“跨族群”的大旗，但实际上依旧延续族群论述，其对话对象还是以选民的族群为单位，背后的策略是争取马来选民也要安抚华裔选民。

对新马来西亚而言，这个做法并不新鲜。但这也显示政党精英缺乏开拓新政治版图的野心，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与强调要走“第三条道路”的行动党，并无意贯彻其意识型态，耕耘劳工、性少数、环境等少数者的权益不是党的主要考量。

另一方面，多年来华社的评论人与活跃分子努力摆脱族群本位，不只谈论华社与华教的权益，也鼓励华人跨出去，看见彼此的差异、看到马来人的不安。他们强调自身为“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却再次掉入族群政治的陷阱——以族群作为讨论基础，仍旧在族群政治的框架下去谈论彼此的位置，考量族群因素多于其他因素，忽视了社会问题背后的多重压迫。

社会解放没有随着去年的政党轮替而顺利到来，边缘议题难以被看见，甚至被认为议题次要、不急迫而被搁置。弱势者必须融入族群里，以族群为单位才能为自身争取利益。但是，当个体的政治需求越来越复杂，便无法再用种族与宗教的框架来简单划分，有些身份或权益问题也无法通过争取族群权益或跨族群论述来缓解。

看见多重压迫，建立结构性思维

我们要如何打破族群视角，不以我族的观点，而是以公民社会为出发点，去看待不同的社会议题？

美国在80年代的黑人女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女性主义学派中有“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流派。该流派批评当时的主流女性主义者只关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问题，忽视黑人女性所面对的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认识本地的弱势群体时，我们也会发现多重的剥削如何交织在同一人身上。

举例而言，笔者在吉隆坡十五碑做田野调查时，在访问视障者的过程中，常常听见受访者谈及“男性视障者有机会找到明眼的伴侣，至于女性视障者则不可能找到明眼的伴侣”。即使在视障者的世界里，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男性还可以“挑”，可以选择健全人作伴侣，被视为低男人一等的女性则别无选择。背后的原因是视障女性被期待扮演照顾者、家庭主妇的角色。

若一名视障女性要组织家庭，相比起一名视障男性她需要承担更多；若她想挣脱男性的期待与家庭束缚，也将比一名明眼女性需应对更多挑战。对女性与身障者的压迫同时交错在一个人身上，社会压迫不只是来自种族与宗教层面，更包括了性别、性向、阶级、教育、身体残疾、年龄等。

从弱势者身上，我们会意识到一个人身份的多重性，也依此找到自身在社会的位置。打个比方，我是个中产阶级的马来人，但我是个女性、酷儿，那么我在性别、性向与情欲上就很可能成为社会的少数。

看见不同弱势者的存在，意识到“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成为少数”（罗尔斯语），我们才能摆脱族群视角，改以更全面、复杂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社会。

论者在讨论社会议题时，往往过于专注在个别议题，将问题孤立看待，个别处理，只着重处理其中一个面向，却忽视议题或群体背后盘缠交错的社会力量。我们需要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识到不同议题之间的关联，即要有“结构性思维”，才能认识到多重压迫运作的机制。

弱势者作为抗争主体

处于困境中的弱势者往往展现出坚韧的生命力，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什么，从他们独特的生命经验中获得什么参照？

抗争运动的诉求时常以文字和语言来表达，然而，何欣洁在《抱残守缺：21世纪残障研究读本》的〈与失败同行——运动中的时间、污名与身体感觉〉一文中提到台湾乐生麻风病院院民在抗争运动中，残缺的身体如何作为抵抗公权力的武器。

法院里面对难搞暴躁的法官责问为何没有签名时，院民一言不发，向法官展示双手弯曲、不能握笔签名的双手；或者是在抗争现场抗议的学生面对警察驱赶时，院民阿伯突然冲到警察面前，脱掉全身衣服、脱掉义肢，裸露着残缺的身体挡在学生面前，告诉警察“你要抓就来抓我好了”。结果暴躁的法官变得柔和，原本要驱赶学生的警察也被阿伯的身体震撼而停止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