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之后：反思边加兰抗争运动

在一场社会运动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参与者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参与体验，事后的对话与检讨有助人们从彼此的经验中学习，避免日后重犯同样错误。

廖珮雯的“边加兰伤逝”系列文章是对边加兰抗争运动的适时反思，在2018年国家政权轮替满一周年之际，在石油提炼和石油化学综合发展计划（RAPID）工地发生爆炸事件不久之后，能够让读者重新回顾过去抗争时的点滴以及检视一众抗争核心人物现今的立场。

文中虽提及边加兰在地居民、外地声援组织和政党各方的角色，在地与外地参与者在抗争方向上的不同步，但所聚焦的主要仍是几位在地核心人物（而且只有华裔受访者），所以呈现出来的不可免也只是抗争运动的局部图像。

当然这也极为难得了，廖珮雯虽长期关注该运动，但没有掩饰运动的内部矛盾，而是诚实地记录运动领袖的地位和立场转变，让读者自行论断运动的是非得失。这可以作为反思运动的起点，若文章能够引发更多的后续讨论，涵盖更多不同的声音，或许可让公众更清楚地看到抗争的其他面向。

所谓的不同的声音，包括不同族群的参与者，在地与外地参与者，积极参与者与局部参与者，不同阶段的参与者，台面上的领袖与谋划献计的幕僚，组织动员者与被动员者等等。如文中所言，在地村民不能截然分成反抗与支持两派，外地的声援者、政党成员同样也是基于各种不同的考量投入运动之中，不应简单概括。

外地参与者视角

笔者是声援边加兰抗争运动的外地人之一，2012年参与226关丹的反稀土绿色集会后，在网络上看到脸书页“停止工程，保留我们的家园-边加兰”发出的信息，随即与同属柔南黄色行动小组的朋友和当时任职记者的廖珮雯一同进入边加兰实地考察，走访填海进行中的新湾，也收集居民意见，总体上都是对征地、填海、逼迁的控诉。

当时边加兰在地的抗争团队仍未成型，“停止工程”脸书页所发布的信息相当模糊、破碎，于是回到新山后，我开始着手收集一些资讯，整理成方便传播的“边加兰事件Q&A”，在信息上给予支援，处理的内容包括政府在处理边加兰事件上的不透明、环评报告的可信度成疑、石化工业的危害等。

3月18日居民在新湾举办“保卫家园”集会，约500人抗议石化工程与土地征用，当时除了在地居民外，黄色行动小组亦动员了新山、古来约百多人前往支援。如今回头来看，我认为外地参与者除了是受到课题所感召外，不排除部分的人也是因为后709、226绿色集会的社会气氛未散，对于集会发声带着强烈的渴望，通过行动去表达对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的不满。

我不确定民主行动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边加兰支援抗争，他们也是318集会的参与单位之一。三月份的集会后，前麻坡峇吉里国会议员余德华派遣其国会研究员刘俊奇进入边加兰，收集签名启动公民联署运动，以援引下议院议会常规第19条把议题带入国会。我与黄色行动小组的同伴曾作为义工协助收集签名，不过，参与的经验不佳。

受限于时间或是对课题的理解，我见到有的义工只是仓促地在收集联署，而不是耐心地说明以让居民做出知情的决定。极端的例子是，有义工是这样对居民说的：“你要不要保住你的kampung？要就签名”，用三几分钟收集一个签名。

一方面我能理解村民面对迫在眉睫的征地、填海，急于看到抗争成果，在野党国会议员得采取非常手段以在体制中寻求突破；但另一方面，我深深觉得这样的做法有问题，它可以迅速地让课题得到外界关注，但在过程中村民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赋权。

作为外地声援者，我能够选择的只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参与自己不认同的抗争手段。不过，这也仅仅是我个人观点，身边许多友人依然积极投入在接下来的声援活动中。同年的526、818反灭村大会，黄色行动小组都是动员组织之一，因此我认为 “本地人较在意祖坟逼迁，外地人更关注石化危害”之说过于笼统。

526的集会口号是“活人走投无路，死人死不瞑目”，818集会兼结庐守墓的口号则是“我的祖坟，我的根”，我没有参与这两场集会，但不否定集会所发出的声音确实产生媒体效应，引起一些外部群众的共鸣。

即使我认为运动在情绪操弄的部分已盖过说理，但仍尊重其他参与者在策略上的选择。今天回头去看，我依旧没有办法准确判断，究竟哪些资讯更能触动那个时期群众的共鸣。

冀反风促成政权轮替

2012年是个什么样的时空呢？国民焦躁地等待当时的首相纳吉宣布解散国会迎来第13届大选，民联与民间所有的倒国阵力量借着一场接一场的集会积累人气、民怨。边加兰抗争运动固然是地方抗争，但同时也是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其中一部分。

428净选盟兼绿色运动集会、902劳勿绿色集会、930永续边加兰集会、11月绿色苦行，这一系列事件得放回当时的脉络参照，才能反映当时的氛围。

记得在那个时候，反莱纳斯运动仍被视为反公害运动的楷模，因为能够从一个地方议题跃升成全国议题。边加兰的一些抗争成员也有这样的想法，不要浪费时间去做一些只有南马地方版才报导的事，要做就做全国版会报导的事。

我对当时形势的解读是，许多在地和外地的抗争者都认为单凭抗争施压，那是不可能迫使国阵政府收回成命，顺从民意的。大家尝试在做的是以环境运动带动反风，倾全力成全政权轮替，让民联执政来完成诉求。这多少也可以解释为何2013年505全国大选变天不成后，边加兰的抗争迅速退热。

参与者看到之前的进路已然行不通，对领导者所提出新方向或不了解或不认同，种种潜藏在激情底下的内部矛盾陆续浮现。我想，这可以局部回应《边加兰伤逝》中提出的疑问——“为何曾经轰烈的抗争，在不到两年间会瞬间崩塌？”。

审视决策与内部民主

抗争领导者不能只埋怨为何支援者没有跟上来，同样的必须自省，运动组织是否有健全的（或至少是基本的）内部民主，运动方向的制定是否是集体的决策？运动的声援者、参与者没有盲目支持领导者的义务。

在边加兰抗争运动的进程中，不是不曾有过对于组织内部民主的质疑，比如2012年中积极介入运动的社运人周泽南和杨艾琳，在“愤怒龙虾自救会前主席王天华被掳走”的闹剧发生后，愤而退出运动，强烈批评发布边加兰自救联盟消息的“我的甘榜，由我做主”脸书页，这已是对运动敲出的一记警钟。只是这些批评、检讨的声音在当时都被更大的激情给盖过了，事情的原委至今也仍是罗生门。

505大选后，民间团体呈现疲态，那种“不怎么组织仍能轻易动员”的假象已不再。边加兰自救联盟从原本的永续产业、生存权益、文史价值、环境保护、详细环评听证会、立法严控PM2.5等多项诉求收缩到只剩下保义山。那当然也还是合理的诉求，或权宜的策略，但外部声援者的怀疑或失望，以及选择抽离，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从2013年末到2014年中，先是边加兰义山联合会成立，取代边加兰自救联盟的抗争角色，这意味着本来就不多的非华裔抗争者完全退场；接着作为义山联合会总务的蔡平先单方面代表组织宣布号召全国华裔万人集会，联合会随即否认发起集会，组织内的分歧已浮现台面；紧接着号召万人集会不成的蔡平先与联合会切割，效仿黄德发动“无牙伯上京保义山”500公里苦行，事态的走向和村民们的立场都让人难以捉摸。

蔡平先个人的刚烈和勇气固然可敬，但运动组织内部的沟通不良、决策的不透明等问题其实都不曾厘清，更谈不上检讨。

许多外地声援者，包括学者、采访者、艺术工作者、一般公众，在进入边加兰时都曾得到当地抗争领袖、村民的真心相待，彼此互相扶持走过一段抗争路，建立过抗争的情谊，我也是如此，因此要重新揭开往日伤疤，客观地检讨运动很困难，也很残忍，但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这揭开伤疤之痛，就没有办法从中成长。

找回抗争者的声音

拯救边加兰艺术计划是艺术工作者郑凯聪提出的建议，当时他还未从政，身份是柔南黄色行动小组的副主席。我支持开拓不同的抗争路线，2012年下半年一直担任艺术计划的协调员，带领艺术工作者走入边加兰，与村民交流，创作，然后带着他们的作品在新山、吉隆坡、雪兰莪、马六甲、居銮等地展出，通过作品去开启对话，传播抗争信息。

当时最常接洽的在地人是边加兰自救联盟秘书孙秀彬、活跃抗争成员辛可可和“停止工程”脸书页管理员陈耀文（Otak）。就像对待蔡平先一样，我敬佩他们那个阶段对运动的付出，在没有人愿意扛起抗争旗帜的时候，挺身而出，面对外界，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因此，就像许多外地声援者一样，我也对抗争成员后期的分裂感到遗憾和难过。

我能够同理当事人在长期承受压力之下，在形势转变之下，选择放弃抗争；我也能够同理另一方不能接受过去同路人的背叛，不与之为伍。然而作为声援者之一，我认为运动的回忆实没有必要纠缠于2014年的悲情落幕之中，参与者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跟运动核心人物的后续变化给捆绑在一起，而忘记了个人参与抗争的初衷。

如果声援者当初参与运动是因为支持其环境保护诉求或民主诉求，那么这些诉求都没有过时，问题并没有因为边加兰抗争运动的失败，或者政权轮替的成功而得到解决，制度一日未改，同样的悲剧依然可能发生在另一个地方、另一群人身上。

为过去淳朴美丽的边加兰伤逝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单纯的伤逝于事无补，人们得在感伤之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能更清醒地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推动改变，为下一次的抗争做更好的准备。

李成钢，业余文史爱好者。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