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像马来西亚人”想起

【前夕乍晓】

不久前掀起的爪夷文书法课题挑起华人的国家身份或马来西亚人认同模糊的争议，惟不同的是，此次是来自华基政党的“责难”（或关心？）。

林吉祥在风波延烧之际远自国外发回媒体文告反诘：“一个学习了爪夷文的人，是否背叛了华人的种族、语言和文化？”（中国报，2019.8.4）

他继而以本身于1969年于扣留营中自学爪夷文的经验为例断言：”不但没有让我的华人特质减少什么，或许还让我变得更像马来西亚人。“（同前）

对华小生“爱的暴力”

林吉祥的选项式设问（是否背叛了华人的种族、语言和文化）和获得答案的模式（凭个人经验）引出了更多“证人“与学者的”证言”，前者如陈胜尧先生受马来媒体访问，畅谈学习爪夷文的经验并示范书写；后者多从社会历史与语言发展角度谈学习爪夷文的必要，却不知这是对学习三语重荷的华小生的一种“爱的暴力”。

审美在长时间相处下都会产生疲劳，何况是学习三语压力的华小生（还有补习班、电脑版或才艺班在等着呢），叫他有多少能耐培养“鉴赏”？华小国语课程比笔者念书的时代深已是不争的事实，加上语言的阿拉伯化与印尼化趋势，令华小生倍感吃力。

以五、六十岁的家长为例，他们当年所学的国语未必可以照搬使用，而不得不更新或“升级”（upgrade）。过去所学的词汇如bekas（前任）、surau（小祈祷室）现已不适用，书报或触目所见皆已改成mantan、musolla。前者是印尼化的例子，后者为阿拉伯化，这些“升级版”的马来文使非马来家长与学子对国语愈敬而远之。

我常想，培养国家意识何不从民间的日常生活交往取经？在日常马来交际语中，常听到tapau（借自粤语“打包”）、macai（马仔）、kamcheng（感情）、along（大耳窿）、kawtim（搞掂）、pokai（扑街？马来文指身无分文）、sifu（师傅）、cai（指竞逐团体职位的菜单文化）、lihai（厉害）等等华语或方言借词，普通名词借词则更多。

为何不把它纳为规范国语，方便国人学习，加速培养国民意识？语言文化交流促成的一体感在此获得充分的印证。

国语普及化问题

印尼语与马新汶三地马来语同源，加上伊斯兰教的渊源，语言的影响不难理解。印尼化或阿拉伯化马来语作为高阶或专业语言来学习，我以为没有人会反对。

坦白说，印尼马来语比本邦马来语词汇丰富、开放、生动得多，表达能力也较强，本地马来文学界叫印尼文学abang besar“大哥哥”即为最好的例子。然而，绝对不是让华小生过早地背负这种重担。

目前我们面对的是如何把国语普及化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如何通过语言团结全民与建构国民意识。

成人思考问题，好从“为你好”的思维出发。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华教）是特殊历史与政治的产物，但能设身处地，从微观思考问题者几稀？

无论政治人物或学者，实际上两者皆出于同一种思维逻辑，即向华人喊话：学习爪夷文不会减少华人特质，或学习多一种知识有益而无害，这些一厢情愿乃至高来高去的论调比出自不了解华人的友族更令人难以忍受！

华人应该同化或融合

经过了设问和个人经验印证两个阶段，华人的国家身份问题终于来到林吉祥所关怀的核心：“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马来西亚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国家建设——同化或融合？”

建国六十一年，难道大马华社从未思考此问题吗？翻开各语文旧文献，独立前后即有马来亚化（Malayanization）和马来亚文化（Malayan Culture）的热烈与认真的讨论。

林连玉先生于1956年5月为《马来前锋报》开斋节特刊撰写的《心理的建设》一文亦提出各民族共存共荣的理念，以及权利与义务上的平等与相互关系。

1983年3月27日，十五个华团领导机构在槟城召开文化大会，就建设国家文化提出六个基本观点，兹不揣繁琐胪列于后：

（一）我们的国家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多元的文化形式、共同的价值观及本地色彩；

（二）我国各族文化的优秀因素是国家文化的基础；

（三）科学、民主、法治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是建立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指导思想；

（四）国家文化应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来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而不应有人为干预；

（五）建设国家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各族文化相互交流，去芜存菁，并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建立共同价值观的过程；

（六）政府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样扶助各民族文化，并大力促进它们的交流。（林木海主编，《国家文化备忘录特辑》，页40）

今天再来回顾前人的建言可以知往鉴今，十五华团提到的多元文化形式、共同价值观、民主与爱国主义思想、平等原则已非常具体，而非舍本逐末地追求所谓的“融合”可以比拟。

文化发展被权力支配

按照现有论述的潜话语，难道官方与主流民族津津乐道的Baba文化就是我们追求族群融合典范？2010年上海世博会马来西亚馆展示Baba文化，官方有意无意以之代表大马华人文化的意识形态建制已非常显著。

难道经涵化后的各族文化就不应享有生存的空间，或不值得重视？我不认为今日的马来西亚仍存在非常纯粹的民族文化，关键是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经常被权力支配者干扰而前进益显得步履维艰。

十五华团领导机构提出的最后两个观点一再强调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长久以来，文化交流活动被权力者所支配与滥用，交流流于形式，甚至把华人文化推向纯汉化的方向，新马来西亚有必要纠正之，并认真落实文化交流之实质。

以上林吉祥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然而，却和林的选项式设问不可相提并论。

人类学与社会学家未经长期与深入考察都未敢贸然下定论，反之，政治工作者，尤其是掌控权力者以特殊的方式公开诘问，轻易地让人们联想到背后可能/可以启动的权力运作与干预。

人们担心政治人物（尤其是资深从政者的形象效应）的一句话可以肆意超越民意，因为“我要你好”。

林吉祥的谈话引起华裔选民的极大反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决策方式——先执行后言论护航——的担忧。但很讽刺、很无奈的，此恰恰是新旧政府之间的最大不同。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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