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吉兰丹历史之根

【精选书摘】

参观者群聚在吉兰丹博物馆前，忙着与骆驼合照。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这里有场展览，名为“优质教育展：吉兰丹马来英雄督央古、君士坦丁堡征服者苏丹莫哈未艾法特，以及先知敌人法老王的秘密”（Pameran Pendidikan Perdana; Tok Janggut Pahlawan Melayu Kelantan, Sultan Muhammad Al Fateh Penakluk Konstantinopel dan Misteri Firaun Musuh Para Nabi）。

可能主题和君士坦丁堡及法老王有关吧，也可能主办单位认为，督央古曾在麦加留学，所以摆一头骆驼吸引旅客也不为过，让人有进入沙漠之感。

彆扭的并列

博物馆是记载及陈列一切与历史相关的场所，例如文章、相片、影音及手稿等。历史指涉根源、血脉、过去特定事件、故事、传说及生活史。然而，把苏丹莫哈未艾法特、法老王与督央古摆在一起，其实相当彆扭。

鄂图曼帝国的苏丹莫哈未艾法特和埃及法老王都以他们的暴行为世人所知。主办单位在现场展出一头骆驼（阿拉伯文化的符征）供游客拍照或骑乘，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若他们曾学习过吉兰丹历史，他们必然会知道吉兰丹的象征动物其实是麂鹿（kijang）。传说在仄茜蒂旺根邦（Che Siti Wan Kembang， 1610年的女君主）统治期间，她认为麂鹿聪明及温驯而饲养它们。

大约1990年代，汉查路（Jalan Hamzah）交通圈中央曾有座会喷水的麂鹿塑像（类似喷水池）。不过现在大钟楼交通圈那裡（很靠近州博物馆），已改为种植椰枣树。这背后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要创造阿拉伯文化氛围）。但可以肯定，斋戒月期间，穆斯林确实大量购买椰枣乾。

感觉历史的亲近感

督央古本名是哈兹·莫哈未哈山·宾·邦礼玛姆纳斯（Haji Muhammad Hasan bin Panglima Munas，1850年－1915年）。他反对1909年的英暹条约让吉兰丹被迫接受英国“顾问”。他于1915年在巴西富地（Pasir Puteh）发动起义抵抗大英帝国殖民，反对英国插手吉兰丹行政事务及实施新土地税条例。

无可否认，督央古的斗争亦受到抗英的鄂图曼帝国影响，因为当时许多吉兰丹人完成宗教私塾（sekolah pondok）教育后便赴麦加深造，鄂图曼帝国的事蹟亦流传到吉兰丹来。可以这么说，所有的抗争都是受到历史上各种起义所推动的。

博物馆展览主题聚焦在教育上，我原先期望与吉兰丹历史上人民斗争的成败有关。我们必须了解，历史教育应从本地史开始学习，才能够通往更远处。

历史教育的呈现，应从平易近人及有趣的方法开始，例如围绕我们生活周遭的事件若在此展览中呈现，得以让人们有所体会，进而爱上历史。

遗憾地，展览的内容无法良好传达，就如学校历史教育的枯燥乏味一样，只是死记硬背日期、地点、事件。要如何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进入历史，以让学生和社会感觉历史的亲近感，就应该从本地史开始，尤其通过如此的展览。

日军首在哥打峇鲁登陆

有关督央古的展览，我们其实可以纳入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登陆吉兰丹的殖民历史。相比起埃及法老王的暴行，这个历史事件不是更接近我们吗？

直接问问曾经遭受日军暴行的年长一代：被迫喝肥皂水、爬椰树採椰子给日军、武士刀的威吓、女孩们被迫躲藏起来等等许多各式的施虐酷刑。

日军在马来亚的第一个登陆点就是哥打峇鲁彭加兰吉巴（Pengkalan Chepa）的班台沙巴沙滩（Pantai Sabak）。

如果问问一般人对日本侵略史的了解，大多数会说“是的，日军在哥打巴鲁登陆”，其实他们是想起比南利（P.Ramlee）电影《哈山军士》（Sarjan Hassan）的台词。

简言之，日军登陆吉兰丹，是为了进攻整个马来半岛。研究显示，日军在侵略马来亚6个月前，就已有日本国民涌入哥打峇鲁，甚至开了咖啡茶室、经营照相馆和杂货店等其他生意。

1941年12月8日，英军及日军交战2个小时，英军就被迫撤退到瓜拉吉赖（Kuala Kerai）及乌鲁吉兰丹（Ulu Kelantan）。12月11日，日军从哥打峇鲁迈进乌鲁吉兰丹追击英军，英军被迫炸毁古西奥铁路桥（Jambatan Keretapi Kusial，据称是当时全亚洲最长的铁路桥，注1）以阻止日军往内陆进攻。英军持续撤退至马来半岛南部，最终于1943年2月15日在新加坡投降。

舒克里参与创马来青年协会

除了著名的督央古外，另一位博物馆应该记载的人物是阿萨德·舒克里（Asad Shukri Haji Muda，1905年2月25日-1971年1月25日）。阿萨德·舒克里出生在哥打峇鲁的甘榜清真寺（Kampung Masjid）。他创办青年俱乐部（Putera Kelab，1929年10月1日），这是个期许开创新态度及新思维的青年组织，曾发行同名杂志《青年》（Putera），但随后被禁。

他之后出版另一本刊物《黄金》（Kenchana，1930年4月），展开各种笔战和论辩，议题涵盖历史、宗教、社会、经济、改革派和保守派问题、妇女地位问题等。

日据期间，阿萨德·舒克里及他朋友曾受命出版《旭日》（Matahari，1941年），他也不停参与各式组织，包括村长大会堂（Dewan Penggawa，1930年）、青年联合会（Persekutuan Setiawan Belia，1931年）。

这些俱乐部在战前就投身在艺术、文学及知识对话中，主要成员是低阶公务人员、政府学校及宗教学校的职员和学生。他们举办多场论坛，甚至邀请吉兰丹州以外的著名人物开讲。

阿萨德·舒克里也参与了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KMM）在吉兰丹的草创。日本投降后，他被英殖民政府逮捕。获释后，由于面对许多限制与困难，他在1947年搬到新加坡3个月。

他于同年重返吉兰丹，加入反殖民组织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elaya，PKMM），成为该党吉兰丹支部的领袖，并随后成为吉兰丹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成员。1950年2月，他再次搬到新加坡从商，后来担任医疗助理，并同时积极活跃于吉兰丹文艺界。

舒克里编辑约20本词典

凭藉丰富的经验，他在1957年受聘为国家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柔佛州新山（Johor Bharu）的外部研究员，并稍后调派至吉隆坡总部至1959年为止。

1960年代他就不活跃在政治上，把多数时间耗在收集及校勘词典。193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他总共编辑了约20本词典，但并非所有都出版。他的词典种类包括语言、武器、医药、货币、政治、艺术及文化等。

这也难怪，他在杂志及报章上的写作触及各种领域，从宗教、政治、经济，到妇女解放、历史、语言和文学等方面。他自1930年代也写作了数本小说、短篇故事及戏剧等作品，最后在麦加过逝。很可惜地，在“优质教育展”中没有这号人物的出现，以让社会大众和当下世代能够铭记他。

除了阿萨德·舒克里，也有不少我们应该知晓的吉兰丹本地人物，包括阿都卡迪尔·阿达比（Abdul Kadir Adabi，文学家及政治家）、阿斯里·慕达（Asri Muda，青年觉醒团[Angkatan Pemuda Insaf，API]吉兰丹代表）、阿都拉·纳库拉（Abdullah Nakula，吉兰丹历史及文化艺术作家）、法蒂玛·布素（Fatimah Busu，文学作家）、卡迪嘉·阿旺（Khadijah Awang，玛蓉舞蹈家）、阿都拉·巴玖梅拉（Abdullah Baju Merah，皮影戏艺术家）及瑟曼·瓦乌布兰（Seman Wau Bulan，马来传统民谣Dikir Barat表演家）。

建筑风格受北大年影响

除了这些人物以外，我们也应突出吉兰丹各历史事件和历史建筑。尤其，不少历史建筑都以发展之名被拆毁，特别是在哥打峇鲁市中心。

例如，历史性的哥打峇鲁市政局市场被拆迁，由高级公寓取代。此外，一些地名和路名也被改名，例如原有的彭加兰吉巴路，改名为督谷鲁路（Jalan Tok Guru，注2）。

这些事件都应该被记载，让未来世代可以知晓，甚至可成为无价的遗产。如今的状况是，大部分当代本地人不认识也不深入了解各种和吉兰丹有关的历史。我们的进步基础似乎只是现代化发展，并不在回溯历史根源。

除了忘了根源，我们却如此强调外来文化，例如哥打峇鲁一带的建筑物许多都以圆顶为设计，彷彿试图模彷阿拉伯文化。

吉兰丹的建筑风格原来深受北大年（Patani）影响，例如角锥形屋顶（perabung lima）、宋卡粘土砖屋顶（atap senggoro）及封檐板（papan meleh）等和本地环境契合的设计。这才是我们的文化和根源。

我从社区长者口中收集不少老故事，但我不确定有关吉兰丹街道、地方及建筑物的历史故事是否已被记载成书。如果我提供的资讯不准确，希望更具知识的人能指正。

身为公民，我们都有责任维护历史、保存根源。历史价值的消灭是一种背叛，且不会获得将来历史的原谅。

注释

1. 也称为吉尔玛桥（Guillemard Bridge），建于1925年。

2. Tok Guru为“师尊”之意，是对已故伊斯兰党长老理事会主席兼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Nik Abdul Aziz Nik Mat，1931-2015）的尊称。

按：顶端大图为甘榜勞勿清真寺（Masjid Kampung Laut），该清真寺位于哥打峇鲁南部Jalan Kuala Krai Nilam Puri，相传是18世纪传教士所建，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本图为当今编辑所加，原文无此配图）

编按：本文原题为“博物馆和装填物：我们的根在何处？”（Muzium dan Pengisian: Di mana Akar Kita?），曾于2016年1月发表于对话计划（Projek Dialog）网站，中文译文由岑建兴、苏颖欣翻译，刊于2019年11月出版的《黑白书店10年》小志中文版。小志由黑白书店和业余者共同出版，配合作者本月赴台湾演讲而作。本文获得业余者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萨伊迪穆沙（Zaidi Musa）在吉兰丹哥打峇鲁创立黑白书店（Kedai Hitam Putih），十余年来每週五到穆斯林祈祷后聚集的知识广场（Medan Ilmu）早市摆书摊，以非主流的印尼和马来文学、历史和左翼思想书籍为主。

萨伊迪穆沙前往台湾，于11月11日开始主讲三场讲座，分享创设黑白书店的经验，谈及马来文独立出版的异议与抗衡，以及伊斯兰、左翼书籍阅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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