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中文新闻教育的奠基者：林景汉的实践

【凝视世情】

前言

“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怎么做?” 。2015至2016年间的午后，历经身体小中风后的大同韩新学院（以下简称韩新）时任院长林景汉（1943-2020），经常缓慢地走进副院长办公室后坐下，向我询问与讨论韩新如何永续经营与开展的问题。身体已开始走下坡的林景汉，行动有些迟缓，但脑袋还是不停地转动着，焦虑地关切著韩新该如何延续下去。

日前，林景汉走完人生路。他投身中文新闻教育四十年，其所创办的韩新培养出来的传播工作者遍布各地，是本土中文媒体事业的中坚力量，协助支撑与巩固了华社的文化机制。林景汉一生的实践，是马来西亚新闻传播史不应缺少的一页，本文尝试补上其中的片段。

本土的中文新闻训练与教育机制

为了更好理解林景汉的实践，有必要稍检视过去本地中文新闻工作者的养成，他们受到内外不同时空环境的影响，显现了和其他华人地区新闻工作者不同的样貌。

二战后在星马华文报市场扩大、殖民地政府强化控管外来移动人口等因素下，星马报馆开始聘用更多新闻工作者，特別是在本土成长的年轻世代。当时本土尚未出现中文“专业”新闻训练的学校与课程，因此1950年代进入报馆的新闻工作者，主要是具备在地中学程度的青年（朱自存，1994:35-36）。他们多掌握相当程度的英文、马来文与中文等跨语际能力，对本土知识也有相当的理解，才能在这个多族群的社会里胜任新闻工作。

至於早期新闻工作者对报纸的理解与新闻理念的掌握，主要来自前人的传承与在地其他语文报纸的影响，而非系统的西方新闻意理之“专业”训练。至1960年代以后，到台湾的大学新闻科系深造的马来西亚学生陆续返国，加入在地各类中文媒体从事实务工作，是当时媒体中少数“科班”出身的新闻实务工作者。

对于中文报馆来说，早期马来西亚中文报纸的新闻工作者虽多未经“科班专业训练”，然而，因应报业发展下对于人员的“专业”需求，规模较大的报馆开始设立机制，培训所需的新闻工作者。1963年总社设立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开办首届新闻工作者训练班，录取十人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与实务训练（华运栋，2003:23） 。这应是本土中文报馆最早开办有系统课程的训练班，但随后相关课程断断续续开设，并未持续的开办。

从战后在《南洋商报》任职逾三十年，且曾任该报总编辑的朱自存认为，中文报馆一直都不太关注新闻工作者的训练。直至1978年由林景汉开办的韩江中学新闻专修班，可被视为中文新闻专业训练在本土开启的第一步，也为此后的中文媒体持续训练更多媒体工作者（朱自存，1994:136-138） 。

林景汉的专业训练与实务工作

出身贫寒的林景汉，自槟城韩江中学毕业后，先在母校服务数年，后经师长鼓励到台湾深造。在他人已能完成大学教育的二十四岁之龄，林景汉才有机会进入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新闻专业养成与训练。

传播学者张咏与李金铨的研究指出，中国在1910-30年代建立的新闻教育模式，主要移植自美国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由美国训练、资助的中国菁英与新闻科系毕业学生联合鼓吹美式新闻，譬如美式倒金字塔模式，当时中国报界争相模仿，使得美式新闻模式成为主流。

1950年代以后，美国“密苏里新闻模式”继续在台湾与香港的新闻教育发扬光大（张咏、李金铨，2008），而这与冷战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在当时的侨教政策下，台湾的大学新闻科系招收相当高比例的“侨生”，让其接受逐渐系统化的“新闻专业”知识，期盼他们在完成学业返回居住地后，成为当地反共的先锋。因此，在冷战背景下，林景汉在政大新闻系的训练，基本上承接了美国“密苏里新闻模式”，以更系统的美式新闻观念与意理从事新闻实务工作。

1971年林景汉大学毕业后，获得实习单位台湾《联合报》的留用，但后来评估返国可能更有出路，决定在1973年返回槟城，开始在《星槟日报》服务。

1970年代槟城韩江中学校长宋世猷积极推动技职教育，在韩江中学设立多个大学先修班。宋世猷向林景汉提出开设新闻专修班的构想，当时仍在《星槟日报》工作的林景汉与同事讨论后，认为确实有需要开班，以提升媒体的整体专业素养与培养相关人才。

1977年林景汉担任新闻专修班主任，筹设隔年开设的专修班。在共计两年的课程设计上，韩江中学新闻专修班主要依照政大新闻系的模式，将四年课程浓缩成两年，且政大也提供了一些实质的协助，如供应课纲和教材等，一些校友也参与行政和教学，因此可以说是“密苏里新闻模式”经台湾的转介，在马来西亚进行了再复制。

因应在地需求、师资与资源不足等因素，韩江中学新闻专修班较偏重实务的教授，在知识面向较少著力。1980年代初期，新闻专修班学生的大专资格获得中文报馆的承认（朱自存，1994:137）。韩江中学新闻专修班后来改称为“韩江新闻系”，且於1985年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缔结为“姊妹系”，建立更密切合作关系。

1985年韩江中学教职员筹组教师职工会，要求韩中董事会承认其组织，而林景汉则是职工会的领导人。韩江董事会拒绝职工会要求，且不续聘加入职工会的老师，双方对簿公堂，官司缠讼多年。

1988年韩江董事会决定停办新闻系，不过从1978至1988年之间，韩中新闻专修班和新闻系已培养了逾百名媒体工作者。之后林景汉在韩中新闻专修班和新闻系校友支持下，南下在吉隆坡成立韩江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人才的培育与“非典”作为

在韩新草创期，资源有限，林景汉以平实学费为基本号召，努力争取更多学生前来就读，且积极四处探询和请讬老师到韩新授课，除了媒体实务老师，许多当时在社会上活跃者都曾在韩新授课，譬如华教工作者李万千、文史工作者陈亚才、文运出版社创办人张永新、律师张碧芳与现任原产部长郭素沁等人，让学生除了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外，也看到更多不同老师身后的实践範本。

再加上教务与校务人员的不足，以及林景汉管理的“非典” 作风与有时的“不作为”，使得校园给出学生从事各种活动的空间与隙缝，让韩新有著不同于其他高校的相对开放氛围。

在课程设计上，林景汉延续过往的“密苏里新闻模式”为课程主轴，培养主流的新闻专业意理与专业技术。不过，他也因应各种需求不断增设新课，这也使得课程愈趋纷杂和未必按常理编排，但这些非制度化和非系统化的思考下，意外地让一些有疑惑且在寻路的学生，获得了知识或实践上的启蒙，开启不同的人生道路。

除了师资与课程安排，韩新在硬体设备上，因为资源的不足，各种器材较为匮乏，学生们颇有怨言，也曾要求改善。但最终在能理解韩新的侷限，或无可奈何下，唯有自行寻思突破困境，以最少的资源做最多的事，而这成为后来学生们带点自嘲又颇为自豪的“韩新精神”。

不少校友在毕业后，常感念林景汉在经济等面向上的拉拔，而其“非典”的治校风格，让许多校友都有和他相处的各种趣事和经历，成为成长过程的刻印与回忆。

林景汉克勤克俭，亲力亲为，且以学校为家，专注经营规模不大的学校外，也试图在新闻意理上建立论述，在1999年出版《马华报业走向世界》。此书论述相对素朴，大致承接过往的知识训练，较缺乏反思和批判的面向，却仍提供了后进认识与理解新闻“专业”的基础。

新闻学术机制的困境与挑战

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为突破仅能开办文凭班的限制，韩新陆续与台湾和中国多所大专院校合作，让学生在完成两年的文凭课程后，有机会到台湾与中国的大学继续深造，接受更完整的训练与开拓视野，为学生的未来开拓了新路，每年均有双位数以上的毕业生赴海外继续学业。韩新也曾与中国南京大学合办了数届的传播学硕士班，试图深化本土的传播教育。

 在廿一世纪前，本土中文媒体教育机制匮乏，韩新成为媒体人的孕育摇篮，许多在各种媒体服务的媒体工作者皆毕业自韩新。但随后各高校的传播相关科系大幅增加，也让韩新面临更大挑战。

因应时代的变化与各方面的需求，林景汉努力开设更多课程，但也面对教育部对高教体制更多的管治。林景汉很清楚需要壮大团队，加强教学与管理的制度化，但因个性上有其执拗的一面，且不擅交际与言辞，未必容易与人合作。在各种因素聚合下，一直难以建立长期且稳定的教育团队，也不利学校的永续营运。

心系培育传播人的林景汉，在晚年时仍不断寻找韩新永续经营的可能性。2016年至2017年间，韩新管理层曾讨论了高校“公共化”与“社会企业”等观念与可行性，认为或可将私人所拥有的韩新产权，转由非营利组织以社会企业方式经营，让韩新成为社会共同的资产，持续为社会培育人才。

当时林景汉愿意将辛苦经营三十年的学校，交由非营利组织传承下去，让韩新成为公共事业，但因环境限制与条件不足，最终未能完成韩新的公共化。

林景汉专注投身於新闻教育事业，透过教育机制将“密苏里新闻模式”融入课程，影响了本土中文新闻媒体对新闻的想像与实作，至於“密苏里新闻模式”的实际影响，尚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梳理和理解。

林景汉的个性与行事风格或有争议的部分，但他不惧艰难和挑战，开拓與奠定了中文传播教育的园地，且坚定地以其朴实无华的方式，持续孕育本土中文传播工作者，这对华社文化机制的运作与维持，有其一定的贡献。

参考资料

朱自存（1994）。《纵观华报五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报发展实况》。吉隆坡：东方。

张咏、李金铨（2008） 。〈密苏里新闻教育在 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李金铨编著，《文人论政：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台北：政大出版社，页321-350。

华运栋（2003） 。〈不堪回首话当年 我赶最后一班渡轮〉，朱自存等着，《我们这一辈人：马来西亚华文报人言论集》，吉隆坡 ：大将，页61-72。

编按：大同韩新学院创办人兼永久荣誉院长林景汉逝世于今年2月12日，享年77岁。

黄国富，自由撰稿人，传播学博士，曾任大同韩新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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