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时刻的“我们”：读《活着回来的男人》

【世界阅读日】

日本应庆大学教授小熊英二在日战结束后70年的2015年出版新作《活着回来的男人》。乍看题目，很容易让人以为主角必定是个在战场杀敌无数，最后英勇而归的战士。但书中主角非但没有上过战场，在他的整个“行军”生涯当中，随身武器只有一把刺刀。

这个从战场回来的男人，是作者的父亲。1925年，小熊谦二出生在北海道，在家中排行第五。母亲很早就死于当时感染率极高的肺结核病，后来三个兄姐也陆续病逝。他是家里第一个接受非义务中学教育的孩子，也是年迈的外祖父母的得力助手，却在日军投降前一年（1944年）被征召体检，即便体格不符合条件，还是被要求入伍。那年谦二19岁。

谦二以二等兵的身份在军营中接受训练（以及被打挨饿），穿着军装却没有配备枪支或其他装备。1945年日本承认战败，宣佈投降，他们以为随即就可回乡，被赶入的火车却一路驶向西伯利亚，成为苏联战俘，被关在集中营劳作，想尽办法活过零下四十三度的寒冬。

一直到1947年某一天忽然被告知可以回家，那时已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年。回日后，谦二不断在找工、打工、换工中过着“滚石般”的生活，在“下层中的下层”浮浮沉沉。

多数企业也因他曾流放西伯利亚而拒绝聘僱，担心和共产主义政权扯上关係。更惨的是，他躲过战争，却还是逃不掉患上肺结核。而立以前的最后五年，他在隔离疗养院度过，被迫通过外科手术切除肋骨及半边肺叶，才把命保住。在他出院后的第二年，不用挨刀的抗生素治疗法才开始出现。

痊癒后的谦二到东京会和妹妹，寻找机会，刚好搭上经济开始起飞的黄金船，命运才终于得到逆转。从销售运动器材到独立创业，间中结婚生子又丧子，直到晚年退休，这个从未打过仗的老兵，一生的命运都和国家、民族与战争捆绑纠缠。

以口述历史记录庶民记忆

关于二战回忆的书有很多，但一般多以战场经验和个人回忆为主轴。《活着》有个鲜明的特色，是它不只在说战争的故事，而是把时间线拉长到超过半个世纪，让人看见这群刚好出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日本人，如何在动荡与剧变的时代中捲入战争，如何在贫瘠与困顿中努力自我保存，如何在战后重拾生活与人生。

这种聚焦庶民战争日常的纪录，甚少受主流重视，因为里头没有英雄，只有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再者，在战后有能力记叙也有余力书写的人，通常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因此关于军官的回忆录颇多，但底层的故事与声音，则鲜少完整地记录与呈现。

在口述历史中，要找到能够把故事说清，回忆清晰，值得信任，愿意全盘托出，甚至揭露自己潦倒穷困的不光彩事迹的人，并不容易。难得小熊谦二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如作者在中文版序文所说，“对他者保持的想象力”。

小熊谦二叙事冷静，对回忆与生活的描述巨细靡遗，而且不忘看见每个人的种种选择的背后，都和社会结构与制度紧密相关。在他眼中，不管哪个时段，哪个阵营都有“好人”和“坏人”，究竟谁才是战争中的加害者与受害者，无法一刀切割。

谦二的故事得以面世，当然还要归功于作者不懈的提问、追溯、整理，以及纯熟的文字功力，才能成事。小熊英二拥有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训练，也长期参与社会运动，且勤于书写创作。

小熊英二在2013年5月至12月期间，和学生林英一每週去採访父亲，同时也在父亲的口述记叙间隙，穿插和补充大量的社会背景脉络、法律政策及研究数据，让整部著作不仅仅只围绕在一个老兵的回忆，而是扎实地成为家族史、战争史、日本社会史，以致东亚史的一部分。

虽然访问的是自己的父亲，作者的笔触却抽离而冷静，配上父亲澹薄的个性，让全书内容虽然高潮迭起，却有足够的距离和空间，供看官省思审意。

以独有史观抵抗大叙事

谦二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他靠着自己大量阅读二战相关的作品而淬炼出对战争的史观和态度。他对国族主义的号召不为所动，也没有被仇恨与虚无支配。

身为倖存者，他深深体会战争的暴烈和残酷，讨厌维护军国主义的保守派，并认为昭和天皇应该负起战争责任，为造成大量的死亡而道歉。

1988年在昭和天皇病情恶化之际，全国各地出现许多“自肃”行为（即停止所有娱乐节目和活动），谦二对战争的反思的批判，与主流形成强烈的对比。

从战后开始，曾经遭到苏联拘留的日本人就开始要求政府赔偿。面对各方指责，日政府一直秉持“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因此站稳“不道歉、不赔偿，但抚慰对方”为国家立场。

但是谦二认为，国家不但应该道歉与赔偿，而且不只是面对日本国民，还要对在殖民地（包括台湾、朝鲜半岛、旧满洲）征召的士兵同等相待。这些人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以“日本人”的身份被召入伍，历经万劫保住性命回到故土，却在日本投降后一并失去日本国籍，还要在出生地遭到种种制度上、社会上的歧视、检控和迫害。出生在朝鲜的吴雄根便是一例。

日政府在1988年针对曾拘留在西伯利亚及满洲等地、无资格领取军方退休金的日本公民，开放慰问金申请。然而，这个狡猾的慰问金发放制度，除了申请条件苛刻，还排除了如今已失去日本国籍的前殖民地士兵。他们同样承受着战败的苦果，付出和牺牲却完全不获认肯。

1990年，谦二把自己申请得来的十万日元慰问金，捐出一半给同样曾在西伯利亚拘留的吴雄根。他也在1997年辗转加入曾拘留在西伯利亚的朝鲜族对日政府提出的战后赔偿诉讼。他和吴雄根共同提告，成为第一位名列共同原告的日本人。

这场诉讼当然以失败告终。虽然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亚洲各国民主化，反思日战的声浪逐渐高涨，民间团体对日政府的诉讼也接续不断；但这些诉讼绝大多数不是宣告失败，就是不停上诉后无疾而终。谦二在这些诉讼案中的涉入，无疑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为日本战后史补充了更多元、丰富的面向。

国族的边界是幽灵

在限行令期间阅读此书，另有一番体悟。来到21世纪，在经常吹捧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自由跨国移动彷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一旦发生争执、危机或灾难，国族与边界就会出现，用来划分你我他，谁在这边，谁在那边。

从各国为了防疫而封关锁国，到为舒缓人民经济压力而推出的各项补助，“国民”都是国家主要保护和受惠的对象。这个“国民”的身份，一般也只以证件作为辨认的唯一标准。但是，每个社会总是有人长期住在异地，和当地人共同生活，共同建设，共同面对一样的困境。为何只要牵涉政治利益与社会福利，异国人就要因其国籍身份而被排拒？

以马来西亚最少300万的持证外籍劳工为例，他们涉及各行各业，散落全国，长期以来为国家经济成长和生产业链的劳动人力贡献巨大。但无论他们在这里工作或居留多久，仍因为是非公民的身份而无法从国家推出的辅助计划中受惠。

一些僱主甚至已在遣散员工，要他们离开工厂宿舍、回到原居国。至于无证劳工、难民、无国籍者，就更是落在国家的安全网外，只有民间团体在动员支撑。

这也来到本文最后的提问：掌握资源和权力的国家机器，总会因为利益、成本等考量，而尽可能把人类分等、区隔。但身处民间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超越这些建构出来的国族身份与标签，让人与人之间的接纳和认同，单纯地由共同经验、共同需求、共感连结来定义？

何谓“我们”，小熊谦二的故事，是个很好的示范。

邓婉晴，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按维基百科资料：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或世界书籍与版权日）。汉译另有世界读书日、世界阅读日、世界书香日诸种。

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辞世。4月23日也和其他一些伟大作者的生卒有关，诸如纳博科夫、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莫里斯图翁（Maurice Druon）、何西布拉（Josep Pla）与曼努埃尔巴列霍（Manuel Mejía Vallejo）等。

是故，以4月23日向书籍及其作者致以敬意，成了联合国大会的自然之选，以此鼓励年轻人，乃至每个人发掘阅读之乐，并尊重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