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序李万千先生《鲁迅文集选译》

【前夕乍晓】

（一）

鲁迅作品的马来文翻译与传播很有限，目前为止，主要集中在《呐喊》和《彷徨》中的数篇小说，所知的有〈故乡〉、〈祝福〉（陈达昌译）；〈幸福的家庭〉（胡德乐译）；〈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林尊文译）；〈阿Q正传〉（羊君译注）；〈长明灯〉（李全寿译）和〈祝福〉（碧澄译），其中有些小说更是重译。

诗则有曾荣盛翻译数首，至于鲁迅着力经营的杂文与短评，却不见翻译。出现上述情况，大致有两个原因。长期以来，译者选译小说恐怕也是考虑到读者的大众化背景，推广与普及阅读更胜于其他目的。

故翻译鲁迅作品先从叙事文小说入手，讨论鲁迅往往维系在文学的戏剧层面，思想层面的讨论很有限。其次，马华文化界对鲁迅思想的理解与掌握有限，而整体社会一直以来都是由商贾领导，知识分子阶层似有还无，思辨难成气候。

至于华-马翻译（华译马）的另一群受众——马来读者的接受程度与反应如何，译者心中恐怕也没谱。实际上，这与两种鲜少人留意的翻译马华的内在特殊功能与目的有关。一是翻译马华的内输远超外输。由于译者掌握母语（中文）比马来文娴熟，故马-华翻译（马译华）发生得较早，译著相对比华-马翻译多一些。

当马华小文化系统面对国家文化机器的挤压时，华-马翻译文化外输不仅发挥强化马华文化主体内涵的功能，同时也借以宣誓主体文化的在场。就这一点，其实翻译者本身也不甚了了，数十年来依然是把文化交流挂在嘴边，似乎说明当下的马华文化有足够的条件、资源与国家（马来）文化对等交流。当今的马华文化面对更大的挑战，翻译者仍如此乐观，充其量只能说大多数翻译者只不过是一个按图操作的翻译匠人而已。

回顾过去的惯例，鲁迅小说的翻译最终又回到马华社群，其目标读者（target reader）恐怕是国语能力普遍比母语熟练的新世代华裔青年，其中，大部分是独中生，通过翻译学习国语。换句话说，在没有国家资源扶持（包括出版、行销与推广）的情况下，华社推行的国别文学翻译却变成“从外输转内销”，回到族群内部，为本族群服务。凡此文化现象值得注意。

从南洋大学时代开始的翻译传播情况，不难看出华-马翻译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宿命。作为新兴国家的主人公，当年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学习国语，以融入多元族群的大家庭。然而，建国70余年后的今日，翻译所能发挥的作用已转移。从中可看出马华小文化系统的生存状况与应变的无力。

鲁迅作品的马来文翻译除了马华文化人、作家以外，值得一提的是，马来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阿都·沙末·依斯迈（Abdul Samad Ismail）也曾翻译鲁迅作品。

新加坡文化人吴诸庆指出：

“九年前（1951年——笔者按）当他在紧急法令下被拘捕入狱监禁两年时，他便开始读鲁迅之作品了，在那时他便翻译了鲁迅的〈祥林嫂〉、〈酒店〉（应是〈在酒楼上〉）等作品，……1955年他开始着手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到1957年才完成，完成后即可出版，但阿都·沙末·依斯迈先生说：‘以潦草疏忽的态度来对待鲁迅的作品，那是对不起鲁迅先生的。’因此，阿Q译本虽然是在三年前已经译成，他始终不敢草率就将之出版。他把译本辗转于其密友中，请他们阅读修改，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一次又一次的细心审核后，于今年年头（指1960年初）他才交给Geliga出版社出版。”（1960：36，41）

阿都·沙末·依斯迈在马来文化界深受敬重，他的翻译自然受其语言、思想、意识形态与时代现实等因素左右，译法肯定与华人译者不同。马来左翼如何看待鲁迅与汲取鲁迅思想资源，这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可惜的是，这部译著迄今仍无缘阅读。

（二）

冯雪峰把杂文称为“诗歌与政治的结合”，古人道：“诗咏志”，冯雪峰的言外之意是：杂文亦可咏志——咏“群众之志”。万千先生的鲁迅杂文与短评翻译对应于他对马来西亚现实问题的思考，译者之志昭然。

1966年离开南大以后，他回到马来亚，热衷参与组织工会，领导园丘工人反抗不平等的劳资问题，不幸于翌年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他在扣留营译写李怡《哲学入门》（香港益群，1966），1975年终得出版，取名Introduksi Kepada Ilmu Falsafah（KL: Syarikat Penerbitan Tunas）。本书反映出青年时期的李万千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哲学的思考。

当年，他从华都牙也扣留营托友人把书稿寄给备受马来社会敬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学者、文人卡欣·阿末（Kassim Ahmad），引起他的关注。一直到书籍付梓后，卡欣撰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书中指马来人对哲学陌生的说法。这可说是华马知识界的首次对话，且来自左翼阵营。卡欣的文章刊登于1975年12月份《语文月刊》（Majalah Dewan Bahasa），复于2005年11月27日、 30日重刊于他个人博客。

该文首先从伊斯兰哲学批评万千对唯物辩证主义哲学的某些观念，进而阐释有关“存在”（wujud）的二元概念，即物质与人的意识的辩证，并批判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的先验性和物质决定意识的说法。他左右开弓，批判唯心主义者对物质不确定性的观点，最后拿马克思唯物主义与伊斯兰哲学比较，以此反驳万千在书中提到马来社会对哲学陌生的说法，同时指出伊斯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万千回应的重点围绕在唯物辩证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一个焦点是：马克思的最初目的是否为了提出一套哲学。万千引恩格尔指出，自黑格尔哲学没落以后，一个新的哲学系统逐渐发展起来，并与马克思不可分割。马克思主义哲学告别了黑格尔，回到了唯物主义。其次，针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某些概念与基本理论做反驳，如物质的概念、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空间与时间、唯物主义知识论，最后揭露卡欣，试图以伊斯兰一元论哲学观取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万千以卡欣自己对伊斯兰哲学的分析与毛泽东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本区别做反驳，由此确认了伊斯兰的唯心主义本质，进而揭发躲在唯心主义外衣下的卡欣。

六十年代是大马左翼阵线最辉煌的时代，过后受到当权者的强烈打压乃至收编。八十年代中期的卡欣，拒绝社会主义，回归伊斯兰，实际上是与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妥协。无可否认，哲学与宗教有相通也有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哲学注重理性思辨，核心内容在于“思与实践”；宗教却极重体验或经验至上，强调“信”。至于两者是否抵触，著名经济学家佐摩（Jomo K.S）教授于2004年撰文〈伊斯兰、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廓清三者之间的抵触〉（Islam, Socialism and Marxism: Clarifying Incompatibilities）澄清与捍卫万千的观点。

卡欣最先受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然后才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毛泽东。（Kassim Ahmad, 2008, 83-84）他指世间有三大思想：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宗教神权主义。他把伊斯兰隔离在宗教神权之外，并认为它们皆乖离了正轨，唯独伊斯兰不同。他重归伊斯兰的怀抱是从这时候开始，1986年出版了《圣训：一个重估》（Hadis: Suatu Penilaian Semula）一书，引起马来社会的强烈反弹，这是预料中事。

他自言从17岁开始，历经36年终于领悟了伊斯兰哲学，并把这个转折形容为回到古兰经（Quran Datang Semula）。（同前，185-187）他在自传末章如此回忆：

“1974或1976年，我已开始回归。意思是，引领我向左、向右走的探访使我觉悟到需要一条回归的正道。我党（社会主义人民党——作者按）党报《社会主义论坛》（1980年6-7月号）批评我，且公开要求我辞谢党主席职位。然而，在1980年11月20-23日第25届党代表大会上，我的主席职位被认可并获得保留，说明我获得大多数党员的支持。他们同意所强调的民族主义与伊斯兰。这期间，我的回归之旅已经启航。（同前，222）他在回覆乌斯曼·阿旺询问辞去党主席一事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船只即将沉没，最好准备弃船离开。”（同前，225）

从扣留营出来以后，至1984年4月6日辞去党主席职位为止，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卡欣的思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卡欣回覆万千的文章，恰在此时。换句话说，两人的对话不在同一个频道和话语场域，论争已经失去意义。伊斯兰首先是宗教与生活方式，然后才是一种哲学。这恐怕是卡欣不愿承认的事实。

在卡欣的评文刊出不久，万千即撰文回应予以驳斥。在咨询友人的意见后，为了避免引起国内敌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哲学的攻击与围剿（尤其是与官方立场一致者）以及引发书籍被查禁，最终按下不公开发表，惟已广泛在左翼圈子流通。

此后，万千的译著在马来思想界内部引起了讨论。国民大学穆哈默·哈兹·沙列教授（Muhammad Haji Salleh）回头批判卡欣早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万千的译著被牵扯其中。这些可见于拉赫曼·沙阿里（Rahman Shaari）的著作《马来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思想》（Kritikan Sastera Melayu: Pendekatan dan Pemikiran，吉隆坡语文局，1988）。

毫无疑问，万千先生是历史决定论思想的拥护者，他认为一时一地的失利不能说明什么，历史才是最终的裁决者。他在马来文时事评论集《历史是最终的法官》（Sejarah Sebagai Hakim Muktamad）充分传达了这种观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必然性让我们想起左派的唯物主义史观。1927年以后，鲁迅的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和批判旧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鲁迅文集选译》的思想基础可如此理解。

（三）

《鲁迅文集选译》若与马来西亚后殖民时代的历史脉络结合，其意义再突显不过。1967年，万千先生领导马六甲亚沙汉和彭亨州直凉园工潮而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至1974年获释。这段期间，他在扣留营中重读并翻译了鲁迅杂文选集。

马来亚独立后，殖民时代的资本剥削体制与内部安全法令获得延续。西方左翼学界口中的后殖民在新马婆三邦左翼人士眼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新殖民主义。万千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走上反抗的道路，也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七年的扣留营生活中积极自学马来文。

回首建国之初，实实在在推动马来亚化进程（Malayanization process）而能交出成绩的主要是左翼人士，其中之一即是学习国语后推动翻译、写作与其他文化工作，这方面有太多佐证。

万千先生的文字抗争并不止于翻译，后来他直接以马来文写专栏，针砭时政，与马来左媒、知识界对话，这是华社少见的现象。说他是左翼知识分子应不为过，他从翻译鲁迅开始即体现了对强权的批判及其势不两立的姿态。

倘翻译可视为再创作，如何选文则可视为再创作的题材选择。〈“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的选译何妨作如是观。前一篇是对资本家拥护者无情且尖锐的批评，后文批判畏惧人民力量的政权镇压请愿的爱国学生。其中，也不乏警醒文章，如〈拿破仑与隋那》一文即指出人们总敬服和恭维杀人的英雄，长大后甚至给杀人者当炮灰，而忘记修补毁坏世界的救人者的劣根性。更有对民族内部深刻的鞭笞与自省，如〈无声的中国〉、〈“智识劳动者”万岁〉。简言之，所选译各文，首先显示它契合译者的思想趣味，对本邦读者而言，可起到“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之效。

在72篇译文中，除了鲁迅晚期著作《集外集拾遗》以及故世后由许广平编定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其他杂文、短评与散文集的选译未有忽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变化。虽然译文是根据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Vol. 1, 2 & 3）转译，但在扣留营的有限的参考条件下，他已尽到了最大的能力。

其中有48篇（相等于三分之二的篇幅）是鲁迅于1932年《二心集》至逝世前出版的集子。前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鲁迅思想可以从〈“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看出，到了1928年以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鲁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资源。

鲁迅本时期的思想与文学深受普列汉诺夫（1856-1918）和托洛茨基（1879-1940）的影响。他在〈答国际文学社问〉清楚揭示了个人思想历程的转变：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是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的勇气了。”

在周遭文人对革命充满浪漫的幻想时，鲁迅对革命事业提出了清醒的认知。1932年3月2日，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言，指出革命必须“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他对革命之本质有清楚的认识，“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鲁迅对革命的态度绝对是审慎的，他似乎看到被时人寄以道德高度的不切实际。然而，这偏偏是殖民地时代的马来亚人民没办法或无法深入思考的问题，因而我们看到革命被盲目推崇、革命的鲁迅受广泛学习，也进一步被神话了。

毛泽东把鲁迅视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瞿秋白称他为革命同路人，这种选择性的说法，却一再强化海外华人对鲁迅的刻板认知。面对殖民者/后殖民政治新贵的剥削与压迫，促成了马新华人选择鲁迅的方式，反之，启蒙者鲁迅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更不懂鲁迅式的绝望提供的思想能量。

行动先于思想的启蒙，最终注定了殖民地人民的颠沛命运。今人阅读与学习鲁迅务必从前人走过的曲折道路吸取经验！

从万千长期以来的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以及他的言论与著作，大致可说明一些事实。如今，在他耄耋之年总结其言行，大概不会过早。

笔者以为，他可谓领会了鲁迅的战斗精神与思想品格，并尝试践行之。在他参与的工运、华教工作与独中运动、推动政治两线制、民权抗争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中，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并不顺遂，但他没有退缩，颇能体现鲁迅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意味。

他对左翼的信念坚信不移，也愿意面对批评，有接纳异见的胸怀，且与晚辈相处融洽，这是笔者与他交往的感知。

（四）

杂文是思考者的语言，投枪与匕首，实难以熟巧，而鲁迅与杂文几乎画上等号。然而，当下的马来文读书界（当然包括华人读者）对鲁迅其人其文可说非常陌生，国立大学内与中国研究或东亚研究相关的系所皆无讲授鲁迅。万千先生这本译著可谓为当下读书界重启这扇窗。

文化翻译无法在短时间内发酵，《鲁迅文集选译》对读书界是否有所启发，尤其是马来裔读者，仍有待时间证明。在西方现代化与伊斯兰宗教复兴思潮的冲击下，马来文化滋养的内输先后依赖印度、西方和阿拉伯文明，然而，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影响不曾缺失，惟始终隐而不彰。必须认识的是，欲了解与学习现代东亚文明，鲁迅是不可绕过的标杆，也是打开东亚现代化之门的一把钥匙。

鲁迅逝世前一年（1935年），《鲁迅全集》在日本出版，战前的销量即超过十万份。东京大学教授、著名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指出，从全集出版那一年迄今，鲁迅的文学作品一直对日本人产生着影响，日本中学教科书都有收录鲁迅的作品。（新浪新闻，2006.10.20）

本书稿从翻译到校阅，几经周折，终于成功出版。这也是万千先生八秩大寿的最佳献礼，谨致以衷心的祝贺。亚遨兄多方协调，促成此书出版，可谓功德无量。

（2021.9.8一修，2021.10.14二修）

按：本文题目“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取自鲁迅《且介亭杂文》的〈拿来主义〉一文，完整段落如下：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参考资料

鲁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鲁迅全集》。1.8.2021阅览。

新浪新闻。（2005.10.20）。〈日本鲁迅研究专家：日本学生都读过鲁迅作品〉。2021.8.24阅览。

吴诸庆。（1960）。〈阿Q正传译者——阿都.沙莫.宾.伊斯迈〉，《南洋文摘》第7期。

庄华兴。（2020.01）。〈鲁迅在冷战前期的马来亚与新加坡〉，《思想39：南洋鲁迅：接受与影响》（201-217）。台湾新北市：联经。

Kassim Ahmad (2005.11.27 & 30). Suatu Kritikan terhadap Falsafah Marxis. accessed at 4.8.2021.

Kassim Ahmad (2008). Mencari Jalan Pulang: Daripada Sosialisme kepada Islam. Petaling Jaya: ZI Publications Sdn. Bhd.

Lee Ban Chen (?). Antara Materialisme Idealisme dan Islam: Kembali Ke Suatu Diskusi Falsafah Pada Tahun 1975. （未刊登）

Rahman Shaari (1988). Kritikan Sastera Melayu: Pendekatan dan Pemikira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杨宪益、戴乃迭](1956, 1957, 1964),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 Vol. 1, 2 & 3).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副教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编按：李万千先生翻译的《鲁迅文集选译》还在安排出版，庄华兴此文即为该书之序言，感谢先行交由本刊发表。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40年，近期有大量纪念文章，此文亦是相得益彰。

文内部分马来作者译名按今日通行之译名改订，故与原参考资料有所出入，特此说明。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