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跳槽法之必要与限制

【华教节特辑】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打乱民主体制的步伐。如何遵从宪法和防疫政策处理议会选举，已经是基本难题，更遑论选举舞弊、议员倒戈等变数。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期间，英美等国早可提供疫情的选举经验，国外邮寄选票和公众聚会禁令并非新鲜事。今日的医疗比当时发达，更没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理应更能控制疫情。

环顾亚洲，新加坡和韩国去年的选举也没有引爆另一波疫情。因此，以疫情之名合理化无需还政于民之举，是站不住脚的。

经历九次政权变革

2019冠病瘟疫爆发至今，马来西亚一共经历九次的政权变革。联邦层级有喜来登政变和慕尤丁倒台，邦州层级则有柔佛、吉打和沙巴各一次，以及霹雳和马六甲各两次。

这些弹性和突发性是内阁制所允许的议员倒戈。议员倒戈的形式多样，如退党、辞去阁职、签订法定书、不信任动议等，但仅有沙巴926选举和马六甲1120选举是真正地“还政于民”。

议员倒戈的争议在于议员主动违抗党意，抵抗选民的政党选择。过高的组阁变局，始于议员的主动操作过高，凸显大马民主体制的缺陷。

为此，阻止议员倒戈后直接地和新的政党挂钩，不仅能减少利诱跳槽之乱象，也能减少政变的次数。

应允斟酌民意违抗党

朝野和公民社会应趁着朝野双方深受跳槽之害之时，首推《反跳槽法》。脱离旧党的原议员应自动失去议员身份，透过补选，接受选民的重新委托。

在触动国或州选举之前，大马的选举体制应允许单区补选作为缓冲。单区补选所诱发的染疫风险比多区选举低得多。

《反跳槽法》中的“跳槽”定义必须明确定义，以避免此法完全扼杀议员的能动性。如在议会表决时，应允许议员斟酌民意并违抗党的指示。

为和党领袖抗衡，此法应允许议员保留党籍，自动请辞议员。原议员应可在修宪后，重新竞选原席位的补选，借由民意抗衡党意。

此法应允许被开除党籍的议员成为“独立议员”，而非成为面对补选的“跳槽者”。如此的设定可避免此法成为党领袖扼杀异己的工具。

同理，若某党的注册遭撤销后，该党原议员也不应视为跳槽者，是因他们乃被动与党籍脱节。

举喜来登政变后的马智礼为例，他若不认同慕尤丁派系与国阵合作，也可以有两种操作：诱发补选（辞去党籍或议员），或在议会和党内违抗党意（待被开除成独立议员）。毕竟在大马，坚守选民承诺的议员是少数，不应过度考量成立法的前提。

罢免法或诱发政党恶斗

另一方案《罢免法》的理想状况应可减缓政治变局。然而，考量选民的民主常识尚不成熟，其结果可能两极化：在“选党不选人”的地区可能诱发政党长期恶斗；在强人政治与地方派系盛行的东马则达不到连署门槛，起不了威吓作用。

如此的体制缺陷并非新鲜事，过去因仅发生在国内边陲（沙砂霹丹），被简化成该区议员素质问题，而重未认真检视改进。百年瘟疫、国内民主转型和全球民主退潮，皆放大了此隐藏多年的缺陷。

在线上活动盛行的当下，公民社会应多做公民教育，提升选民的素质和对国家体制信心。若不善用此次机会教育，认真对待改善，更待何时？

吴佳翰，南洋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硕士。

本文为“2021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由林连玉基金供稿，以配合12月举行之华教节活动。今年的华教节特辑双主题为：一、疫情时期的民主挑战；二、疫情时期的教育挑战。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