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日记书写：《安妮日记》丶《黑日》丶《方方日记》（上）

【精选书摘】

瘟疫来袭，无人幸免于难。众人各司其职，履行自身职责和担当，比如医护人员会走到最前线提供治疗，政治人物需要通过局势拟定政策。危机时刻强调决策丶效率，甚至为了达到群体的最大利益，需要个体妥协或放弃一些坚持和原则。

在这特殊时空之下，往往被冠上“无用无为”的文学写作，似乎更加苍白无力，一些写作人不免焦虑于无法拯救危机。然而回应危机，是否只有一个形式？如果危机的前端需要各种医学研究和政策方案，危机的大后方是否需要一个记录和反思的视角，在宏观的丶单一的大叙事之下，提供个人的丶多元的故事和见证？

从生命书写（life writing）的角度来说，日记写作往往是回应危机时刻的重要文本。拥有写作意识的日记（即自觉地以日记写作，并有意公开传阅），除了具有史料价值，还能蕴含文学意义。这并非讨论作者是否虚构事件，陷入辨识日记真伪的窠臼；而是重视日记的个体记忆和主观感受，强调个人对环境的即时观察和沈思体悟，也包括作者的感时情怀。其中《安妮日记》丶《黑日》和《方方日记》（翻译本皆题《武汉日记》），都值得后世阅读和省思。

纸比人有耐心：《安妮日记》的青春物语

“希望我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从没有信任过谁，希望你能成为给予我慰藉与支持的重要源头。”（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

德国纳粹期间，一名少女随着家人避难，躲进她父亲工作场地的阁楼，在逼仄环境用文字记录生活点滴，最终写出《安妮日记》。安妮心思细腻，家教良好，从小阅读大量书籍。逃难前夕，她和家人已经可以感受到纳粹政府施加的压力。

日记里记载，安妮一家人开始受到歧视，比如公交不再载送犹太人，孩子只能骑脚踏车上学。乱世之中，安妮还选择写日记，主因是寂寞。十几岁少女收下日记簿作为生日礼物之后，就开始写下自己的心声：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纸比人有耐心”。有天我又有点沮丧。托着下巴呆坐在家里，觉得无聊又无精打采，不知该留在家里，或是应该出去走走，最后还是待在原地想东想西。当时我想到这句谚语。没错，纸的确更有耐心。我不打算让别人看这本被尊称为“日记”的硬皮笔记本，除非我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否则谁也不会读到这本日记。这就回到一开始促使我写日记的原因：我没有朋友。

她在日记里的笔调早熟又细致，这为她提前带来许多说不出口的烦恼和纠结。面对家人，她觉得自己的话题总被打断，或被投诉烦人；面对朋友，则担心别人觉得她个性奇怪。所以每当内心有想法时，她就通过写作抒发感想。在日记里，她一直跟类似假想朋友（imaginary friend）的吉蒂（Kitty）对话，述说躲在密室将近两年的故事。

《安妮日记》除了描写安妮面对生命危机的种种感想，也谈及同一屋檐下，住户之间的摩擦和心结。日记仔细描绘避难的住户如何在单调日子中寻求慰藉，又如何在有限资源下求存。

比如安妮提到洗澡需要各自寻找场地（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丶为了减少生活摩擦提出“密室简介与指南”（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丶以及密室居民对战争的态度（一九四三年五月二日）。此时生活空间和资源都需调整，包括食物分配（马铃薯，牛油等）丶待在房间的时段丶离开密室的时间丶使用厕所的时限丶冬天烧炭取暖的时长等等。唯一让住户卸下心防的团聚时刻，就是听广播。在封闭的空间里，众人围在收音机前，希望可以通过新闻继续和外界维持联系。

某天内阁阁员博克斯坦先生从伦敦发送的荷兰广播中说，战争结束后将要收集与战争有关的日记及书信。住户们立刻想到安妮的日记，而她起初想把日记命名为《密室》：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想想看，要是我能出版一本以密室为题材的小说，那会多么有趣。光看书名，大家都会以为是一本侦探小说。不过，说真的，战争结束十年后，读者读到我们躲起来的犹太人的生活情境，吃些什么丶谈些什么，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虽然我告诉你很多我们的生活情形，你对我们的了解还是很少。空袭时女人们多么害怕啊，拿上个星期日做例子，三百五十架英国飞机往艾木登丢了五百五十吨炸弹，屋子像风中的小草摇晃。或者，此处有多少传染病肆虐。

起初安妮只有Kitty这一位读者，如今她已经把期许投向未来读者群。在描述避难生活之外，这本日记还大量记述安妮的心理描写。安妮在日记记载第一次面对生理期的感受，比如提到没有卫生棉的烦恼。

她也记录自己经历春梦，开始感受身体和心思上的细微变化。当时她跟避难的丹恩家族儿子，彼得·丹恩开始聊天。两人关系一开始并不融洽，随后逐渐可以侃侃而谈，互相倾诉心事。安妮陷入犹豫，自己纯粹因为寂寞才跟他聊天，还是日久生情？同时，安妮还是对初恋念念不忘：

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我从镜子观察自己的脸，看起来好不一样。我的眼睛明亮深邃，脸颊红润，已经好几星期没这样了，我的嘴柔软许多。我看起来快乐，神情却有些感伤，笑意顿时从嘴角消失。我不快乐，因为我知道彼得儿（注：彼得·席夫，安妮初恋）并没有想我，我却还能感觉他美丽的眼睛凝视着我，他冰凉温柔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我爱你，爱得那么深，这份爱在我心中滋长，怎样也停不下来，只好迸出来，轰轰烈烈地释放。

透过镜中凝视，安妮看到更为细致的自己，开始意识自我成长和变化。安妮这份美丽和哀愁在于，她心中有爱慕的人，也知道自己被人爱慕；然而战乱之下，即便深情不减，她也清楚自己不会再与初恋重逢。她在日记里提到跟姐姐玛歌的通信，彼此讨论不少关于情窦初开的感受。原来两姐妹都对彼得·丹恩有好感，虽然对感情很渴望，但也不敢给予任何承诺。

《安妮日记》让读者感受到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下，那渺小却深刻的个人生活。屋外世界或许战火不绝生民涂炭，但是屋内每个人还是得维持日常，跟内心幽暗之处抵抗挣扎。更重要的是《安妮日记》在危机环境当中，体现了一丝青春物语气息。少女喃喃自语的倾诉，正好表达了战乱时刻每个人的期望：好好地过日子，好好地爱一个人。

为事物重新命名：《黑日》的沉思启悟

“我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参与这件事的位置，位置让我具有目标和感到安全。我的位置是写作者，第一身参与丶观察丶思考和记录。”（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从雨伞运动到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香港示威持续升温。韩丽珠日记散文《黑日》记载了这段失序日子，深沈中带有悲悯和通透。这份深沈源自她对于环境和自身的观察丶思考丶沈淀和梳理，再选择适合的位置和角度，重新直视外界乱象。

在《黑日》，人们习以为常或滥用的词汇，都被韩丽珠放大检视，重新赋予它们在危机时刻蕴含的意义。比如在《逃犯条例》修订联署中，参与团体包括“全港师奶反送中联署”。韩丽珠在日记表示，联署思路不但清晰，论点贴地有力，还扩阔了人们对于“师奶”的想像。虽然师奶只是平凡渺小的人物，但她们是维稳每个家庭的重要角色，以关怀和照顾身边人为重。

韩丽珠认为，师奶每天都在生活的每件小事里练习付出无条件的爱，包括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在意外表或形象，而且工作没有实质报酬，也因此不会被世俗的评价和名利迷惑。她由此引申：

二〇一九年六月七日：师奶不一定是母亲，也不一定是女人。父母离异的早熟子女丶独居的男子女子丶家庭主夫，或每一个视城市如家的人，其实也有着师奶的因子，面对比虎更猛的苛政，每个人都可能是师奶，而每一个师奶都不只是师奶。

这是韩丽珠有意为之的诠释，她尝试松动师奶的性别框架，认为师奶应由价值取向来定义，即无私奉献，不被名利迷惑的精神。面对苛政以及僵局，面对虚耗心志的波折，“师奶因子”恰好突显渺小个体的韧性丶毅力和勇气。危机时刻每个人往往自扫门前雪，召唤师奶精神就是召唤人性之善。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师奶”，然而每个人所体现的关怀和胸襟，却可以超越个人利益，希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有追求这种平实日常的价值，各种撕裂的关系才能修复，伤痛才能痊愈。

所谓的危机时刻，除了指向天灾人祸，也包含人与人或世代与世代的代沟丶分歧和决裂。舆论往往倾向二元对立的拉锯战，比如一方被轻视为年少轻狂，不务实事；另一方被抨击为老态龙钟，故步自封。或者一方被指责为“离地”，另一方自然就是“贴地”代表。韩丽珠解释，所谓离地，就是活在一个距离真实民间疾苦过于遥远的层面，无法体会一般市民和基层的生活苦恼。对此她有深刻想法：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离地”一词的语境，必须通过肯定自己赖以生活的地面才是主流的地面，对他人的指摘才能成立。然而土地就像生活，总是因为人在其中的创造而各有不同。于是，“离地”一词的泛滥使用所真正指出的可能是，这里的人的生活正在互相排斥，而且总是感到他人是危险的而且随时危害到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先以“离地”否定对面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一片地。

韩丽珠指出滥用“离地”的人，除了想证明自身理智踏实，也曝露了内心恐惧和焦虑。正是察觉到改革和动荡会损害自身利益，这些人才拼命使用“离地”标签来抨击对方，以此保命。然而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并不会保全任何一个人，因为在多元复杂的社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无人能够免于灾难。如果说“离地”的对立面是“贴地”，而“贴地”是指能够紧贴一般大众的生活实况，韩丽珠的提问是：谁才是“一般大众”？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就是大众的一份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经历和感受的就是民情。

另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就是“揽炒”。揽炒本是扑克牌游戏的博弈概念，后来在政治运动里蕴含同归于尽或玉石俱焚的意思。“揽炒”是在逼不得已局势下才持有的姿态，这或许回应了“离地”指控：正是因为深爱自己生长的土地，才在艰难时刻选择不回避不逃离，坚守原地，如此“贴地”。韩丽珠则说：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揽炒不等于同归于尽，当中既有无处申诉，无法争取公平的郁闷，但更多的是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仅存的希望，其中有着进取的行动力，毕竟，“揽”和“炒”都是动词。

韩丽珠对于“揽炒”的思考，参考了米兰·昆德拉《笑忘书》提到的“力脱思特”（Litost）。在同日记载中，她提到这个难以翻译的捷克词汇，形容人们发现自身可悲境况后，产生的自我折磨状态。《黑日》提到的例子之一，就是俄国坦克占领捷克，处于弱势的捷克人不断反抗，也不断经历各种失败，但不曾妥协。

韩丽珠说明，在米兰·昆德拉眼中，捷克在强权前寸步不让的历史，即是一种力脱思特的历史。而“揽炒”既包含力脱思特的牺牲态度，也包含韩丽珠所言那“绝望中渴求奇迹的心情”。这似乎提示众人，消极悲观背后，其实也蕴含积极进取的一面。

人们如何使用和定义词汇，反映了他们对于世界的体验和看法。韩丽珠频频斟酌推敲字句，是在反思和批评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时赋予人们崭新的视角和经验。《黑日》当中提到记者在访谈询问，作为一个没有全职工作的写作人，韩丽珠如何应付“经验匮乏”的问题。她回复，经验匮乏并非缺乏经验的结果，因为只要尚有呼吸，便无法避免经验。需要思考的是，一个人如何体验和诠释当下的遭遇：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外在的遭遇，必得经过内心的折射和蒸馏，越过了习惯而造成的麻木感丶固定观念下的选择性忽略，和遇上重大事件时对于激烈情绪反应的惯性回避，剩下来的才能进入经验的储存库……与其说经验匮乏，不如说，在复杂的事件之前，如何保持强大而柔软的内心，面对经验，收纳经验，穿越经验，回应经验。

李志勇，“业余者”成员。

编按：本文原收录于“业余者”小志03《疫中人》，段落略有调整。本文获得业余者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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