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新闻欠缺的专业问责

【新闻人札记】

上月中，砂拉越美里甘榜慕达一座造价5万令吉的木码头，在平静的周末炸开了锅。砂工程局面子书上看似简陋的木码头照片惹来议论，网友纷纷要求当局公布开销细项，在野领袖也随后质疑造价，要求反贪会等机构介入调查。

砂工程局较后的解释更让事情火上加油，牵引出更多问号。该局说，码头建材是每立方米9000令吉的铁木；通往村子的路况不佳，该河还有鳄鱼出没。然而，鳄鱼和路况不佳与工程造价有何干系？既有鳄鱼，何以码头没有扶手？铁木每立方米9000令吉，究竟是贵或便宜？

在一面倒的骂声中，社交媒体出现了少数广传的“科普文”，沙巴一名资深土木工程师撰文提出，码头工程造价须考虑建筑材料及施工地点，硬度等级第二（S.G.2）且在水中耐受性高的铁木市值昂贵，性能不比混凝土差；而甘榜慕达距离最近的城市美里有60公里，砂工程局以首府古晋为中心的价目表阐明，当地工程造价可比古晋高出15%，也有胪列进入工程地点的难易程度（比如只能步行或需动用直升机），如何影响工程溢价。

该工程师的文章以业界视角分析问题，让民众了解评估工程计划时需考虑的面向。这种视角正是砂工程局作为专业机构，却没能在文告中说清楚的重要部分。

新闻涉及的专业问题

然而，这并非在说，民众应仅凭该专家贴文，就对工程局的解释改观，更不是要袒护木码头计划，指并无贪腐嫌疑。

反之，这些背景知识，恰恰是能让批评者在向当局问责时，更精准地提出问题、要求回应的依据，亦可避免当局仅回答表面浅层的课题，回避问题核心。惟这类专业见解或专业问责，较少见于媒体报道。

一般上，本地新闻在处理工程、交通、通讯、物流、农业等需要特定领域知识的社会议题时，较少采访该领域专家，而更倾向向相关部门的政府领袖问责。比如，去年致命的高架桥工程意外频频发生时，少有报道整理出工地经常忽视的安全问题、应如何避免、工程安全法规是否完善等。

根据个人观察，这当中牵涉数个原因。首先，能够迅速判断专业资讯真伪的媒体从业员并不多，使得编采工作的难度与门槛提高。再者，官方发布的声明常常不够完整、有欠专业，引起公关危机，不仅让媒体无法从官方渠道获得专业解释，也削弱民众对体制的信心。

 在大道致命意外事件中，人资部副部长阿旺哈欣甚至声称，调查报告不会对外公开，因为政府不希望“没相关领域知识者”在社会上讨论此事。这种做法，不仅给人“以专业掩盖真相”的印象，更是直接放弃了启迪民智的机会。

笔者就曾听闻，受官方部门外聘的技术人员抱怨，所完成的报告因官僚考量无法公开，沦为形式，无法由民众、媒体或其他第三方来监督，有关建议是否获采纳以纠正问题也不得而知。

受聘于人不便多言，久而久之，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渐渐将撰写研究报告当成“受薪工作”，不再抱有借助专业改变体制技术缺陷之希望。

两种问责：政治和技术

另一方面，开腔抨击的政治领袖乃至多数民众，大多习惯追究哪个部长或单位该为工程负起政治责任，较少提出技术层面的疑问或改善方式。

这种舆论方向，进一步让民间、或称非体制内的专家不愿多加发言。毕竟任何评论，都容易沦为他人评断发言者政治立场的工具，而非专业意见的交锋。此外，媒体会如何报道，会否在访谈中被引导去批评特定政治领袖，也成为他们的压力来源。

体制外的民间专家不敢具名点评制衡，形同让出专业话语权，一般民众难以了解官方专业机构所订出的标准是否与时俱进、给民众提供的解释是否只有片面事实、抑或是否超出专业范围，只为政策背书。

举个例子，2012年莱纳斯稀土厂课题热议期间，原子能执照局受令公开征询民众反馈；后来却说该局工作核心在于法律与技术，不管反对意见是否占多数，该局都会更重视技术与法律意见，而非“没有事实根据”的民意。但一个月后，该局却公开民众反馈结果，试图把“1123份民众反馈中，仅七八人毫无理由反对”，模糊诠释成全国97%的民众不反对兴建稀土厂。

由此可见，无论官方或体制外的专业人士，都面对各自的利益冲突。民间专家或学者因政商关系紧密，技术人才的机会或生意来源常直接或间接与政党政治挂钩的现实问题，不愿公开批评政府工程；官方专业机构则对内需给政治长官技术建议，对外难免要为政策背书，协助政府说服民众或提供解释，有时除了要提科学实证分析，还得进一步跨越专业领域，暗示该政策会否影响公民幸福、甚或评断民意重要与否——这种做法是否有违专业，或背负了超出职业范围的责任，值得深究。

看到这里，我们会意识到：单凭专业问责，没有政治问责，确实无法直接改变问题。惟本文强调的是，政治问责不能成为唯一重心。 

专业推动政策讨论

私以为，情绪式地呼喊贪腐或司法不公，乃民众不信任国家体制和司法机关，心中愤怒无处安置的结果。同时，人们又对眼前问题束手无策，只能消极呐喊。

知识作为赋权个人、加强能动力的泉源，对公共讨论与问责制度大有助益。知识能够促成更多的讨论和激荡，启发民众在判断课题时更为精准，并避免一些课题在政治问责的煽动下，仅仅站在道德制高点，变成毫无科学根据的民粹，或在呼喊部长问责的声浪平息后不了了之。

实际上，工程师评论木码头的文章在面子书上获得超过2000次的分享，比砂工程局的“鳄鱼出没”解释文（300多次分享）更加广传，彰显在高呼工程贪腐之余，网民对专业意见亦有渴求。

前些日子最火的沈可婷案里，许多律师现身说法、解释案件法律细节后，风向慢慢从“司法不公、天理何在”趋向理性，出现了更多愿意停下来研读判决、了解专有名词的民众。

可见，专业问责和讨论有助于让舆论从狂热慢慢趋向冷静，让课题的生命周期变长。久而久之，民众更加掌握课题的技术面时，便可具体地向当局提出政策要求。这种声音越是庞大，就越有机会成为正式的替代政策。从发现问题到酝酿政策，无疑要花费许多时间，但正因为专业知识的介入，使得讨论不再停留于表面的道德呼吁，而是有实质的制度和技术变革建议。

媒体推动专业问责

综上所述，所谓的“专业问责”有其限制，特别是面对利益冲突时难与政治力量抗衡；要改变现况，仍需政治问责辅佐之。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国家体制陷入信任赤字之际，专业问责随之被视为“纵使言之有物、也无法改变现况”的清谈。

目前，市面上的医疗、法律、财经等领域的专家意见已经成熟；惟一旦涉及城市规划、工程安全、基本设施设计、分析环境报告等，专业资讯及报道便屈指可数，或只存在于特定圈子讨论的艰涩论文。而这些领域兹事体大，对民众的生活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因而自省，媒体应该设法将专业问责带入报导或社论、并厘清各方利害关系，这是媒体发挥舆论制衡的重要任务，所谓的舆论自然不仅仅是一般民众意见，涉及专业技术问题更需相关专业意见。媒体记者应该更多地与专业人士建立关系，探讨更多元的报道方式（例如处理受访者不愿具名采访的问题）。丹麦媒体分析师Thomas Baekdal曾在8年前大胆提出，记者应该让自己成为所报导新闻的“制造者”或“专家”，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主动提取并处理相关课题的大量数据或资讯等 。

在诸多课题诉诸情绪、造神和冲流量的年代，专业问责的报道或许鲜有人读，但这类讨论即便只能吸引少数读者深入思考，或也已经达成其目的，可盼星星之火来日燎原。

当然，如何区分及找到真正的专家，而非某方的喉舌、夸夸其谈的冒牌专家、爱上镜的名嘴，同时将草根感受考虑在内，又是后话了。

叶蓬玲，《当今大马》记者，来自柔佛居銮小城，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误打误撞进入政治新闻领域，依然心系风花雪月，期许以报导写作，拼凑那些鲜为人知的生活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