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和经济流动：谈陈耀泉《马来西亚教育发展》

【欣闻別音】

2016年10月，刚从台毕业回马觅职，意外走入校史撰写工作的新领域。即便大学主修中文系，对华教议题并不熟悉，随手抓了办公室书架上就有的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及各校百年校刊来读。

在职四年，似走不出华教课题与中文系既定的书写叙述模式，连思考也没有一点涟漪，那么平乏与无力。不久前请方美富老师帮忙从拉曼大学图书馆借出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稍作对照，该书1996年再版，是“香港中文教育全盘的、系统的编述”，与同时期（1998年）出版的郑良树大著“是我国迄今最完整的一部华教史”获得坊间的重视。两书读来资料性质较高，具有使命感的传统叙事模式与思考框架，难有学术观点的启发。

另在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查找资料时发现架上立着Ibrahim Saad “Pendidikan dan Politik di Malaysia”（《马来西亚教育与政治》），很薄一本只有百来多页，诉诸英殖民教育政策偏颇的情绪，正是郑良树、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奋斗史》的对立面，各为所属族群而写，立场不相容。

去殖民角度审视英殖民教育

2020年9月疫情稍缓，获魏月萍老师邀约，参与《依大中文与教育期刊》“学人专访”采访陈耀泉博士，始接触英文学界对华教议题的讨论与关怀。

由文运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马来西亚教育发展——问题与挑战》），作者从去殖民、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的关系、教育与政治合作等主题切入，能在根深的马来文和中文偏颇的教育观点外，提供较为持平与中立的学术立场。

作者开篇首先检视英殖民政府对马来族群实施的教育分离政策，即在马来社群推进贵族（精英）和农村平民的二元化教育政策，扩充中文学术界对各族群分而治之的有限认知。

英政府利用马来统治权力控制普遍遵从统治者的下层贫民，分化内部族群，以达轻易控制马来传统社会的政治手段。由英政府于1870年为农村平民提供的马来教育，看似提升了马来宗教学校，实则学生仅授予农业基础、编篮工艺、编织、木工和园艺，与接受英文教育的统治精英形成显著的两个阶层。由此，马来乡村教育被视为穷人的教育，助教的薪资甚至比印度苦力来得低，限制了农民晋升上流社会的行动力（educational mobility）。

马来激进民族主义者意识，教育限制行动带来族群经济的弱势，强烈提议英政府与联盟政府为土生民族制定语言政策和国家建构，解决族群殖民时期面对的困境。1950年至1970年期间执政者制定的教育报告书，长期成了华社挞伐的对象。

马来社群关注阶级晋升

相较于郑良树著作单方引述华文报章激昂的抨击言论，未能兼述马来人对报告书的看法；陈耀泉则较能兼顾马来人与华人诉求的书写。

“多数族群困境”（pluralist dilemma）及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关系（majority-minority relations）观点的提出，可作为理解在多元社会制定政策难处的窗口，既为考量马来人需求，亦不得不顾及少数群体的利益，尤其拥有经济优势的华社群体。

从历史境遇来说，华社争取母语教育的途径，始终围绕在马来社群亟望一改英殖民时期被剥夺教育机会的处境。

由此英殖民与联盟政府制定教育政策，不得不考量马来人晋升上流社会的迫切需求。这也是作者在首章交代殖民时期马来人的教育状况及其历史背景的用意；捍卫母语教育的中文学术界一般焦灼在民族立场诉求，难以（或拒绝）设身理解各族群寻找教育出路的苦境。

“最终目标”的不同理解

有了这一层了解，作者进一步指出联盟制定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的难处。报告书既要满足马来社群对马来语作为建构国家语言的要求，同时抚平非马来人不安的情绪，即目前为止，还未有系统的规划来推进此目标，各源流学校依旧获准开办。

在报告书最终目标的理解上，中文学术界及英文学术界有着显著的分歧。在华社看来，该目标最终将消灭全部华校，但作者认为以马来语作为教学语言只是以中学为对象。

为此，大部分父母将孩子送进华小与国民中学就读。在华小，将确保学生获得学习母语的机会；在国民中学，学生将获得国家认同证书与在马来社会流动的机会。

作者认同联盟政府在学生完成六年母语教育后，升上国民型中学或国民中学时提供的过渡双语教育政策。这将使他们在转向马来语的过程中，保留学习母语的权益。

相较于其他多元族群国家采取极端的同化（assimilation）政策，联盟为具有经济优势的华社群体采取了包容政策。作者同时肯定国民中学的制定，有助于华小生融入国家建构进程，否则他们将继续学习中文，继而被限制在单一族群的教育环境。

国语与母语的地位

作者还比较了林连玉和阿米鲁丁（Aminuddin Baki）在促进华文与马来教育的角色，同时指出他们的不足处。林连玉认为在国家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同时，其他族群的语言不应受到国家语言的限制。

作者批评林连玉并没有看到国语作为沟通作用以外的角色；阿米鲁丁则忽略母语教育作为小学的最佳教学媒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3年在《学校使用方言》报告声明：“应尽最大的努力提供母语教育。”

大约在同一时间，阿米鲁丁发表马来亚国家语言的文章，显然捍卫族群的坚定立场，限制了缔造更为开放与多元社会思考的可能性。

检讨教育政策之碰撞

陈耀泉于2021年出版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集结自上书华教相关议题的讨论。

比起新著的华教论述，是书讨论两个族群相互碰撞的教育政策诉求及执政者制定政策的为难，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马来（西）亚面对的族群教育问题与挑战，从偏颇争议中找到学术论述的依据，走出过去较为传统的知识结构与倾注的民族情感。马来学术界如是，中文学术也是。

参考书目：

黄欣怡：〈教育与土生华人研究——陈耀泉博士专访〉，《依大中文与教育期刊》第二期（2020年），页186-200。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1-4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2003年）。

Ibrahim Saad, “Pendidikan dan Politik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81.

Tan Yao Sua,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 Selangor: SIRD, 2019.

Tan Yao Su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Selangor: SIRD, 2019.

黄欣怡，玛拉工艺大学讲师。好读书，专心做学术。

Ooi Sing Ee, Pensyarah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Kampus Rem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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