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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史撰述的双轨并进

这篇文章是在2 年前刊登

【华教节特辑】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地方文史撰述,一向都不匮乏,而且大致可说延续成了一条文脉,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形成书写视角与心理背景的转变。

最早期南游文人的写作姑且不论,第一代的本土地方文史书写,大致是以南来的一辈为主。去国而不还乡者不论,文化界誉为“槟城通”的邝国祥(1904—1970)留下的《槟城散记》及其续篇二书、砂拉越的刘子政(1930—2002)等,都是南来而落地生根的。

他们的时代,是从华侨往华裔身份转换的历史时期,他们或许心怀原乡,但绝不是只在马来西亚谋生而无视身边的人事物。因此,有意识地提笔书写他们脚跟所及的地方文史景观,也留下了前行者的丰厚遗产。

地方文史可分两类

20世纪80、90年代之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年轻人离乡赴外谋生、郊区城市化等的因素,游子回望乡土开始有家乡面目模糊的主观心理,加上留学归国的一代引进乡土寻根的醒觉意识。

此两者相加,地方文史书写开始在各地结苞而开花,不似早期多集中在几个华人聚居的大城市而已。这一波本土文史寻根与书写的脉络,其实还是当前进行式。

当前进行式的马来西亚华人地方文史耕耘,基本上有两支队伍:一支来自民间,一支属学院派。这两支队伍既有互补,也免不了形成竞争;后者是晚近这十至二十年来,应机出现的新局面,是国内大专教育开放的背景下催生之一支体制化的学术生力军,前者则是承继前辈的深耕本土文脉,不宜轻率地予以否定。

建构本土书写

地方文史工作者一般是生于斯长于斯,对自身的乡土情感深厚,这也是引发他们从事这种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文史工作的主因。因扎根乡土,他们对地方掌故与人事变迁极为熟悉,尤其对地方上的人际脉络最为熟知。

相对而言,学院体制的研究者深入地方投入调研,或可能超脱这方面的人事桎梏,但也可能“误踩地雷”而深陷泥沼,研究的事,就是这么的难!

地方文人的最大贡献,除了个人的研究和书写成果,还有就是参与了当地组织的特刊文献编写工作。乡团会馆特刊编写的优劣,每每有赖于地方上是否存在有识见之士;能拿出具有分量且极具参考价值的特刊来展现地方文史风貌的,其背后往往便是一个地方的文风展现了。

特刊当然不是地方文史研究的终点,但对资料凤毛麟角的地方文史挖掘而言,当地的特刊往往是一个指向标,后进的研究者得以按图索骥,进一步追踪史料的所在。一旦被告知“没有特刊”,就意味着一切得从空白开始建构了,这往往是地方文史建构的最艰巨工程。

因此,民间学人的地方深耕与学院派学者的学术建构,可以是相辅相成,双轨并进的,以此构成马来西亚华人文史书写的多层次面貌。


杜忠全,槟城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私立大学中文系,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本文为2022年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之一,今年的特辑主题是“描绘世俗政治前景”以及“记述地方历史与文化”,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