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史撰述的双轨并进

【华教节特辑】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地方文史撰述，一向都不匮乏，而且大致可说延续成了一条文脉，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形成书写视角与心理背景的转变。

最早期南游文人的写作姑且不论，第一代的本土地方文史书写，大致是以南来的一辈为主。去国而不还乡者不论，文化界誉为“槟城通”的邝国祥（1904—1970）留下的《槟城散记》及其续篇二书、砂拉越的刘子政（1930—2002）等，都是南来而落地生根的。

他们的时代，是从华侨往华裔身份转换的历史时期，他们或许心怀原乡，但绝不是只在马来西亚谋生而无视身边的人事物。因此，有意识地提笔书写他们脚跟所及的地方文史景观，也留下了前行者的丰厚遗产。

地方文史可分两类

20世纪80、90年代之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年轻人离乡赴外谋生、郊区城市化等的因素，游子回望乡土开始有家乡面目模糊的主观心理，加上留学归国的一代引进乡土寻根的醒觉意识。

此两者相加，地方文史书写开始在各地结苞而开花，不似早期多集中在几个华人聚居的大城市而已。这一波本土文史寻根与书写的脉络，其实还是当前进行式。

当前进行式的马来西亚华人地方文史耕耘，基本上有两支队伍：一支来自民间，一支属学院派。这两支队伍既有互补，也免不了形成竞争；后者是晚近这十至二十年来，应机出现的新局面，是国内大专教育开放的背景下催生之一支体制化的学术生力军，前者则是承继前辈的深耕本土文脉，不宜轻率地予以否定。

建构本土书写

地方文史工作者一般是生于斯长于斯，对自身的乡土情感深厚，这也是引发他们从事这种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文史工作的主因。因扎根乡土，他们对地方掌故与人事变迁极为熟悉，尤其对地方上的人际脉络最为熟知。

相对而言，学院体制的研究者深入地方投入调研，或可能超脱这方面的人事桎梏，但也可能“误踩地雷”而深陷泥沼，研究的事，就是这么的难！

地方文人的最大贡献，除了个人的研究和书写成果，还有就是参与了当地组织的特刊文献编写工作。乡团会馆特刊编写的优劣，每每有赖于地方上是否存在有识见之士；能拿出具有分量且极具参考价值的特刊来展现地方文史风貌的，其背后往往便是一个地方的文风展现了。

特刊当然不是地方文史研究的终点，但对资料凤毛麟角的地方文史挖掘而言，当地的特刊往往是一个指向标，后进的研究者得以按图索骥，进一步追踪史料的所在。一旦被告知“没有特刊”，就意味着一切得从空白开始建构了，这往往是地方文史建构的最艰巨工程。

因此，民间学人的地方深耕与学院派学者的学术建构，可以是相辅相成，双轨并进的，以此构成马来西亚华人文史书写的多层次面貌。

杜忠全，槟城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私立大学中文系，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本文为2022年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之一，今年的特辑主题是“描绘世俗政治前景”以及“记述地方历史与文化”，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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