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文化遗产：跨国视角、历史与疾病再认识（下）

【当今特约】

链接上文：麻风文化遗产：跨国视角、历史与疾病再认识（上）

麻风文化遗产运动的区域连结

以上各起事件和趋势，可以说是双溪毛糯文化遗产保存运动起源的催化剂， “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随后在2007年成立。2008年年底，部分台湾乐生运动的人士甚至前往双溪毛糯院跟院民交流，同时给保院运动打气，建立起麻风遗产运动的区域连结。

后来日本的笹川基金（Sasakawa Foundation）赞助一些口述历史计划；过去三年，韩国的麻风文化遗产保存人士和学者也到访双溪毛糯做交流，进一步扩大双溪毛糯文化遗产运动的区域连结。

区域连结有助于相互启发和学习，但对照其他国家，双溪毛糯院的保存运动相对温和，而没有像东亚的麻风文化遗产运动那样采取抗争型的方式，对国家权力、公卫建制和疾病污名提出彻底的反思。

双溪毛糯院运动的整体论述反而是继承殖民者的视角，将麻风病院视为象征殖民政府“仁政””的遗产，甚至未经反思地挪用殖民者自我荣耀的宣传口号，宣称“双溪毛糯院为全世界第二大的麻风病院”、“没有围篱的隔离”（注二）。部分文化遗产人士也以“英殖民不同于日本殖民”，前者的治理比后者更符合人性，以此来正当化双溪毛糯文化遗产作为英殖民“仁政”的象征。

这样的历史诠释，跟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政治发展不无关系。马来西亚是从未“去殖民”的后殖民国家，各种治理大致仍延续殖民主义的家长模式，历史诠释也沿袭统治者的视角，还未对殖民历史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清理。这可能是对当下马来人主导的威权政体的不满和对改革的悲观，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浪漫化过去和殖民历史。

人道主义视角的局限

2011年，前电视新闻工作者陈彦妮创办Care & Share Circle。在她的领导下，该组织记录多位麻风康复者的口述历史，并发动募款，在2018年设立“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故事馆”。

故事馆成立后，双溪毛糯麻风院文化遗产的论述也出现转折，不再以建筑和人造环境为主，而是结合康复者的生命故事、所承受的苦难，以及医者与患者集体战胜病魔的“正向叙事”（参见ECHOES FROM THE VALLEY OF HOPE 网站）。

不过有关公共卫生建制和国家权力的部分，仍然延续早期的论述，强调麻风病院和隔离为英殖民者的“仁政”，着重正向和净化的叙事，去除历史的内部矛盾和暗黑面。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主事者对人道主义的强烈向往和渴望，而不是刻意曲解历史。

人道主义作为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与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对于缓解人类的苦难固然有其重要，在殖民史上也确实是一股重要的声音，参与辩论隔离政策是否合理。但有趣的是，不论是赞成或反对隔离的声音，都有人宣称是从“人道主义”出发。

后人解读历史的时候，不能因为特定的主张自我宣称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就认为那是合理的主张，而必须拷掘这些主张的内容和实践，才能判断是否合理。举个例子，早期的精神医学曾经以电击法治疗各种精神疾病，宣称那是“为了病人好”，那样的主张也许是受时代的视野和价值观所限制，但这不表示这些疗法真的是有益接受电击疗法的对象。

另外，热带医学史和疾病史早已提出更多元的视角理解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的演化。除了政治经济学视角，学者也从国家视角、专科化、专科之间的资源竞夺、医病权力关系、医疗化、病理化、病患权益等视角检视公共卫生制度。

以国家视角为主的书写，必然着重对人口和个体行为的控制；医学角度书写的疾病史，必然以医学理论、治疗技术和临床的可控制性为重点；以病患为主体的书写，必然会着重病人的需要、体验和感受。不同的视角，各有其重要性，但却必然会忽视其他的视角，若没有自觉到特定视角的限制，就会以偏概全，忽略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面向。

简单来说，医学与公共卫生的演化，从未置外于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而是社会与政治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它们的发展，置外于社会与政治的历史脉络来理解（注三）。理想而言，公卫与医药政策应当以治疗与照护为主，并能以患者的需求为中心，但是公卫制度的建立，却是各种势力、意识形态和不同的科学观念角力的场域。

台湾人类学者刘绍华著有《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一书，探讨麻风防治背后国家政治丶公共卫生与个人身体之间的互动纠缠。

应以麻风康复者为运动的主体

除了非抗争方式和正向论述，双溪毛糯文化遗产运动的行动者也跟东亚的情况有差异。不论是抢救希望之谷支援小组或者是Care & Share Circle，成员都是外来人士，而非住民或康复者。

反观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有很强的康复者组织，站在康复者权益、疾病去污名和文化遗产运动的最前沿，成为运动的主体，外来参与者也比较自觉地不为康复者“代言”。即便遗产保存运动存有各种内部争议和矛盾，整体上比较能对各种权力提出反思和质疑，正视历史和遗产运动的多元视角。马来西亚麻风文化遗产运动的限制，可以说是整体社会的缩影，但不失为开启对话，展开社会集体学习的过程。

换言之，所谓文化遗产运动，不是简单地纪念过去而已，它牵涉到当代人如何再认识过去和如何维持跟历史的关系。再认识历史的问题，并非单指历史研究者所提出的认识论架构问题，它也指涉一个社会如何（再）认识自己的历史。后者往往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民主化的社会往往比未除魅的威权社会有较多的空间展开复杂历史的对话和反思。

就实际操作而言，文化遗产涉及多层面的问题：为何保存？保存什么？谁来保存？为谁保存？由谁定义什么值得或不值得保存？由谁管理？如何管理？这其中涉及多层面且复杂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视角。

麻风文化遗产运动之为社会运动，应当是所有参与者，不论是康复者或者外来者，得以再认识历史、社会与权力运作机制的学习过程，成为有能力对历史和权力提出各种疑问的主体，而不是把康复者视为“值得施予同情的客体”或“边缘化的他者”。

许多医药史和疾病史研究指出，麻风病院是二十世纪初欧亚诸帝国相互竞争和展示帝国势力和治理术的工具，也是热带医学界野心家争夺研究经费和建立自身权威的场域。

过了一个世纪，麻风文化遗产却吊诡地成为东亚及东南亚诸国竞争世遗的场域。如何超越国族和国际竞争的视角，让麻风文化遗产运动成为跨国的历史人文对话以及民主和疾病去污名的教育，是从事遗产运动者应当思索如何完成的任务。

2019冠状病毒这场世纪瘟疫也提醒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承载疾病污名和社会集体发泄恐惧的对象。麻风文化遗产运动的重要不应该限于仅仅是反思该疾病的历史，而是得以再认识社会和权力的运作，并延伸至反思较广泛的疾病污名问题。

注释：

注二：根据住民和康复者的口述历史，八零年代以前，双溪毛糯院有三道的篱笆，每一道都有警卫把守。殖民时期的历史档案宣称双溪毛糯院“没有围篱”，是因为当时有声音反对集中化管理和隔离麻风患者的政策，认为该政策不人道。“没有围篱”的说法，是统治者为了缓和反对声音而生产的文宣，并非史实。

注三：相关研究可参考Lenore Manderson, Sickness and the State: Health and Illness in Colonial Malaya, 1870-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 刘绍华《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台北：卫城出版社，2017。

本文为“从殖民遗产到国家遗产：台湾、韩国与马来西亚麻风病院文化遗产运动的跨国比较研究”的田野反思，该研究获得台湾蒋经国基金赞助研究经费，有台湾、韩国与马来西亚学者共同参与。

傅向红，社会科学院讲师，专注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思考身体、疾病、公共卫生等议题。联络方式：porheonghong at usm.my ，个人学术专页见于 Heong Hong Por (0000-0001-8362-0202) (orcid.org) 。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链接上文：麻风文化遗产：跨国视角、历史与疾病再认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