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狭的人口统计解读——论“华裔沦为少数”

【当今特约】

国家统计局今年七月发布的《2023年中期人口估计报告》，在社媒引起了一些讨论。

人口数据其实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国家治理术现代化、理性化、科学化的产物，标志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成为可以客体化、简化、抽象化、检测、控制、改造的对象（注一）。

人口统计往往也涵盖各种人口特征，特别是性别、健康与疾病、教育水平、识字率、职业、寿命、生产力等等，方便国家征税和治理社会，可以说是现代治理术的重要工具。

马来西亚曾为殖民社会。英国殖民的一百多年，对马来亚起了不少现代化作用，特别是治理术方面的转变，包括引入人口统计、出生记录、死亡登记、地图制作（有的用来标示现代化设施，如道路和铁道；有的标示农作物和自然资源的分布，如胶林、森林保留地、锡矿、河流等，方便殖民资本主义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攫取与掠夺）、土地测量（方便发展、分配和土地私有化）、建筑绘图等等客体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技术。

今天的国家统计局也是英殖民者在二战结束后所设立，一开始只收集和记录马来亚的商贸资料，其他方面的数据则分别由国家不同的行政部门记录和发表。独立初期，统计局的功能逐步扩张，除了原有的商贸数据，也开始收集社会和经济数据，比如人口、就业、失业、教育、薪资、各行各业的发展等等。

统计非中性工具

不少社会科学学者已经指出，人口以及其他大型数据，并非中性的工具，因为统计技术本身就蕴含著行政官僚和治理者的视角、价值观。如何定义某项社会特性、什么资料、事物的什么侧面该成为被收集、测量和记录的对象，往往就是在建构一套如何观看社会/环境的特定视角。

美国社会学者Charles Hirschman曾经撰文论证，英殖民统治者建立的马来亚人口统计，将人口分类为不同的族群，本身就是一种族群建构。原本充满文化异质的马来亚殖民社会，逐步被殖民者所发明的社会分类取代，这些简化的族群分类慢慢形成理所当然的人口标签，并将社会化约为族群化的社群（注二）。

这套分类和视角，一直沿用到今天，继续成为后殖民种族威权制分而治之的重要工具，并且限制著我们对马来西亚社会的认识和想象。

指出统计隐含价值和特定视角，并非要反对使用统计，而是要反思到底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比较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