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批判：华社的悲情叙事

【零思掠影】

今年，马来西亚多部电影深获关注，无论是因着官方审查，抑或所得殊荣，余修善的《虎纹少女》、张吉安的《五月雪》、李礼霖的《富都青年》，可谓引发不少热议。

其中，尤见对《五月雪》和《富都青年》当中华人悲情叙事元素的批判。

批判的焦点，主要在于电影处理相关议题时，采取较为扁平、偏颇、二元的压迫者（马来人）和被压迫者（华人）的悲情叙事。

不过，批判者大多并非认为《五月雪》的五一三事件族群冲突，抑或《富都青年》的无证身份难题，只是一种虚设、夸饰和失真的问题。

他们强调，历史和现实层面固然有类似的二元思维，但不应止步于此：转型正义的倡求、跳脱悲情之外的多元视角、族群互助向前的希望等，批判者无疑都想借由指出电影核心思想的不足，好让社会能够从更深入广大的视角，去面对当下以及未来的问题。

我对于批判的甚有认同 （主要在于“超越悲情”的呼吁），而又不甚认同当中观点 （集中在“批判悲情”的层次） 。

马来西亚以族群问题为中心的电影和纪录片，基本呈现两极现象：不是如同贺岁片或国庆片那样强调多元民族的和谐共荣，就是带有非常深厚的悲情控诉，讲述在不公体制下的悲苦。

何以“悲情”始终是马来西亚社会的主旋律？悲情何以如是呈现，而又有什么镜头和文字之内之外的寓意？我们应当深度挖掘当中的深意，而非只是纠结所呈现的方式是否扁平、偏颇、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