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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标志

思考翻译

这篇文章是在10 个月前刊登

【彼岸步履】

“在当下的马来西亚,交托政治人物引领思想改革、观念解锁,恐怕已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新闻工作者或要扪心自问,一个多语的本地媒体,会否有意愿,且能坚持到底——在五一三黑色历史事件、LGBTQ性少数群体、以巴战争等课题上,播出或刊登同样的评述内容,以面对不同语言的受众?不同语文编辑室的新闻从业员,在上述课题上会有共识吗?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假设乌合之众的政客会有呢? 我们如何以为填补这道观念鸿沟,是轻而易举的任务呢?”

马来西亚不同语言社群之间,不仅民众对特定议题的立场有所分歧,就连多语媒体的编辑室里,不同语言版之间也或无共识,又或因揣想不同语言社群阅听众的取向,而采取刊登不一致的内容。

前阵子,评论人林宏祥在《当代评论》发表文章提及上述观点,引起我对新闻媒体翻译的一些思考。

“齐头式翻译”的制衡力

新闻媒体除了是资讯传播的媒介,同时也肩负着倡导舆论的角色。特定议题、事件发生时,媒体不仅仅是在陈述事实,经常也透过采访不同立场和位置的人(例如事件当事者、政府官方说法、从旁评述分析者),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以拓展阅听众对事件的认识框架。

马来西亚社会存在不同语言社群,而不同语言社群关注的议题不同,甚至既定主流立场也不同,早已非新鲜事。在多语媒体出现前,不少政治人物深谙对不同语言社群“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叙事策略,比如在教育课题上,对中文媒体坚定承诺华小拨款,转身对马来媒体大声高呼马来语地位的崇高与稳定。

在这样的前提下,多语媒体将相同内容齐头式翻译成多语放送,正是打破了政客既有的操弄模式,对掌权者起着监督制衡的作用——至少,政治人物无法再轻易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基层民众不再因为资讯接受的语言不同,而被刻意地困在各自的资讯暗盒里。

因此,要求多语媒体“刊登同样的内容”并不无道理。可是,将相同内容齐头式翻译并放送给不同语言社群,是否就足以解决之间的观念差异或认知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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