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想象：<br>反思民办媒体教育与社会变迁（上）

作者：傅向红、李永杰

前言

1996年，旅台知识分子曾庆豹向华教团体和董教总抛出一个问题：“华教运动，动或不动？”。曾氏指出，华教运动去政治化的趋势，使其从内到外，在华社的主流言说、政党政治和国家教育政策中，面临多重边缘化。自我漂白（去政治化）后的华教团体，仅剩下高度官僚化的技术体系，只能反射式地回应外界各种变化。

另外一名旅台学者林开忠，亦在《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1999）一书指出，华教运动以“再造传统中华文化”动员华社，一方面主要是因应国家的单一文化和教育政策之结果，另一方面，更不应忽略的是华裔中小企业也借此(即“再造传统中华文化”)表达对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满。然而，由于文化的建构在对应/对抗国家的架构中操作，为了使文化成为民族统一论的根据，文化本质的复杂性及异质性就被忽略了，文化变得口号化与工具化。

因此，一旦国家祭出“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国族”、“国家团结”等收编性质口号，稀释了华人经济性格的不满，华教团体既无法深化文化论述（这是把文化工具化的结果），又无法回应政治局势的挑战，而落入国家打造国族论述的陷阱，无力对抗国家的文化霸权。这也部分说明了何以2020宏愿可以收编80年代强劲的华教与民权论述。

曾氏和林氏的批评已经过了10年，今天的华教团体是否面临同样的困境呢？如果说曾氏和林氏的论述稍嫌抽象，那么董教总创办了新纪元学院，面临更多实际操作的问题，就可以借此具体验证上述的说法。本文欲藉新纪元学院之媒体研究系，讨论民办教育的困境与契机，更借此具体例证，再反思华教运动所面临的制度与策略疑难。

民办媒体教育缘起

要了解民办教育体系和媒体教育，首先须简单回顾我国媒体的发展和传播教育的历史。过去，私院开放前，国立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只为STPM优秀生开放，平面媒体为传播系毕业生的主要（虽不是唯一）出路。直到1990年代末，付费电视及其它私营免付费电视相继成立，为当下年轻学子提供新的想象。同期私专的开放，进一步让传播科系大众化，不再限于高材生。不少传播系学生，均为当主播或明星而选传播科系，对新闻和文字几无兴趣。同时期私院传播科系的量与质，可以说反映了整体媒体市场的变化及年轻人对媒体职业的想象。

从高等教育和媒体两方面的发展轨迹来看，新纪元学院于2001年开办媒体系，自然置身于几种力量的拉锯：第一是经济力量，这方面包含了私立大专和私营媒体；第二是国家，它负责规范教育产业和媒体产业；第三是公民社会，因为新纪元学院乃华教运动的产物，根植于基层华语社群的支持。 （见图1）

图1：媒体系与国家、经济和公民社会。（图解：粉红色箭头指的是互动和冲突；绿色箭头指的是回应、回馈与互动。）

在此脉络下，新院媒体研究系的出现，到底有何特别意义？它该如何与其他私院同类别科系区别或竞争？如何回应整体的社会变迁和媒体技术变迁？其办学的进步性为何？本文乃从经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网络，探讨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学术正当性的建立。

媒体系与市场压力

相较于其他私立学院，新纪元学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其“源自社会，回馈社会”、“民办学院，不为营利”的办学特色，让旗下科系得不以营利逻辑办学。即便市场上年轻学子多向往广电媒体、迷信技术训练，新院媒体系的课程设置，多年来仍然坚持以媒体素养和新闻学为主轴，其他领域的传播技术，如广电与公关，则为辅。

在办学过程，虽然民办媒体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理念，但是大专院校无法、也不应该是象牙塔，它必然与社会、媒体业界互动。媒体业的变迁其实也对媒体教育提出了它的要求；技术变迁亦会引发社会对传播教育的新期待。

由于国家民主机制不够健全，一方面威权国家藉各种法令钳制著不同类型媒体的新闻空间；另一方面，财团因应剧烈的市场竞争局势，乃联合执政党团垄断印刷、广电媒体。在此客观政治环境下，媒体业主之间不只在牟利和生产效率上竞争，更利用旗下媒体，并迫使媒体从业员讨好国家，竞相争得统治精英的庇护。此一背景下，媒体工作的独立和自主性，面临巨大挑战；新闻内容的品质，更随著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与垄断，愈趋单元并逃离监督公权力职责，不利民主发展。

作为培养记者的教育单位，面对以上变迁，民办媒体教育自然不能置外于媒体从业员面对的各种法令、业主经营模式和政治结构的限制。它必然要能够提出一套观点和方法，让未来的媒体工作者，能够在媒体染缸中坚持和突破结构限制。因此，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必然是传播教育的重要目标。新院媒体系自创系以来开办的新闻学、传播理论、传播批判理论、新闻伦理与媒体监察、媒体法律与系统等课，正是为媒体素养而设，而媒体毕业生进入媒体业后，能否坚持理念，并突破限制，则是媒体教育成果的其中一个指标。

与业界关系陷入紧张

在此情势下，新院媒体系与业界关系经常陷入紧张，并偶有冲突，相互指责。业界一方面要求媒体系培育新闻专才，但另一方面却不希望新闻教育和专业对媒体现有运作提出质疑，这是两者之间冲突的来源。过去几年，媒体系老师介入528马华收购南洋报业、2005年哗FM经营不当恶性停播、2006年马华脱售南洋报业予张晓卿等事件，提出媒体经营模式、所有权等结构问题对新闻内容的影响，就是这方面冲突的部分例子。不少对媒体职业有美好想象的年轻学子，对于媒体素养及记者的养成，亦经常会无所适从，甚至反感、却步。

但由于民主进程与新闻专业及自由息息相关，民办媒体教育必须清楚教育的定位和内涵， 双管齐下，实务训练与媒体素养并重，使其有助于新闻专业表现，并符合民主社会的需要。这样不仅可以继承华教运动改革社会的传统，也让新院的媒体系有自己的特色，区别于其他营利机构传播科系的主流价值观。其目的并非让学生对媒体失望、却步，而是让未来记者对媒体业有更多认识，智与勇双全，得以在艰困的环境中坚持理念，并装备突破限制的技术与创意。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另外，90年代末期网路和数位科技的出现，一度让民间高度期待，渴望可以突破广电与平面媒体的困境与局限，但碍于国内网路基础建设缓慢及贫富差距大，上网和宽频普及率难以提升，科技鸿沟日益扩大。记者的工作----中介于一般阅听大众及消息来源（从政府单位、工商机构至知名人士与市井小民）之间，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定时记录、解释、分析与评论的人----其实并不会因为传讯技术的革新而消失。

诚如台湾新闻系教授冯建三（2006）所言，不同的媒体，记者需要的仍然是好奇心、提问、观察、纪录、分析、解释、呈现（从文字至音象）之技巧与能力。因此，新院媒体系的教学内容乃聚焦于、并紧扣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情境与脉动，培养学生接收、记录、提问、解释、分析与评论社会现象的能力，再辅以各种不同媒体技术的呈现技术训练。

简言之，媒体系的正当性和进步性，乃建立在华教运动的传统和马来西亚的媒体、文化、政治、经济生态中，其价值观则孕育自华教运动过去的民权斗争精神，且不能失去对传播技术的跟进与反思，才会符合新院的办学特色之一：“人文为本，科技为用”。”

参考资料：

曾庆豹“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原载于1996年4月21日南洋商报C3页。

林开忠（1999）《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研。

冯建三（2006）“试论新闻传播教育学术正当性的建立：记者养成与媒介素养教育”，刊于2006年4月号《教育研究资料与研究讯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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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傅向红是“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委员，李永杰是异议纪录片工作者。 本文同时在《当今大马》、《光华日报》及《独立新闻在线》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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